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六章 从“戡乱”走向崩溃

  军事瓦解的种种原因(上)

 

还在1947年夏天,国内外舆论就已经纷纷怀疑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能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须考虑中国现政府行将崩溃及在位已久之蒋主席即将失其领袖地位之可能性”,因为“国民政府着手改革,及国军征服共军”,希望渺茫。当年夏天,与国民党关系甚佳的魏德迈将军受美国总统指派来华考察,竟也开始对蒋介石继续领导的能力表示质疑。领教过蒋介石固执己见,且排斥异己的个性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时的说法更是直截了当。称:“蒋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从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他提出:中国的问题要想有所解决,蒋最好“退让贤路”。美国朝野的态度都如此,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是可想而知。

随着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愿意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1948年春天以后,那些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反蒋派国民党领导人,如李济深、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就不能不转而密谋与共产党妥协与合作了。而这些在国民党内拥有众多亲朋好友、师生旧属的国民党人参加到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中来,自然会进一步便利中共的情报工作,甚至是推动那些对蒋或对内战不满的将领们,在战场上反戈一击。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1月1日。在此之前,中共就很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在情报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国民党的是钱壮飞等人。1930年,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为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钱截获情报后被迫撤出。此后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潜入军统的张露萍及她所发展的情报小组,该小组到1944年被破获,没有能对后来的国共关系起到怎样的影响。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这里应当提到的有南京电信局军话台,包括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的主要成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控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通话情况。另外,主动加入共产党,潜伏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军务处担任少将处长的谢士炎等人,这时也在帮助中共做情报工作,并设有秘密电台,只是仅半年左右即被破获。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曲款。

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员多为单线联系,或为长期潜伏的目的相当时间内不发生联系,这都造成一些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并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两党战略决战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时在国民党内向中共传送情报者为数不少,但他们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组织策动或牵线,如汪维恒、张权、史永等等,所在部门和职务不特别重要,故其情报的价值也较为有限。相反,在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党组织,这时在情报传递方面反而具有较突出的作用。如国民党第一一师中的中共党组织,就一直在秘密将该师所获得的各项重大作战行动情报,传送给中共军方。汤恩伯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经策反,则向中共提供了汤部的军事情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驻浦口的第九十六军军长等,也都先后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阴要塞、沪杭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图等。当然,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

熊向晖称得上是典型的情报人员,而他却是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顺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还在抗战刚刚开始之际,他当时本是清华大学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恰好赶上胡宗南招收学生,被胡看中,报请周恩来同意后,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由于抗战期间胡宗南负责包围封锁延安,熊的位置对确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抗战条件下有种种牵制,胡宗南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计划,却都没有实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没有动用熊。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前述在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这个时候胡宗南已经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早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动身。因为蒋介石突然决定进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机密地部署袭击方案。胡宗南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晖临时召至南京,要熊帮助准备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等文件。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预有准备,及时撤退,确保自身的安全。不过,延安占领之后,熊向晖就去了美国,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郭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代旅长的身份参加过淞沪抗战,以暂五师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并因有勇有谋而被陈诚看中,先后升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乃至于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第三厅厅长。但是,郭和熊向晖不同,他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只是,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

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4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10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2月4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但即使是辽沈战役期间,由于卫立煌和郑洞国等屡屡抗命不遵,故国防部作战厅的计划亦形同具文,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读郭在淮海战役期间的日记,可以看出郭仍在积极策划有效的进攻和解围计划。其多数难以实现,并非由于郭之计划对国民党不利,多是因为前线指挥官抗不遵行,郭对此亦十分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