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

   桂系和共倒蒋密谋(上)

 

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之间酝酿已久的冲突,终于随着蒋介石军队的主力依次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消耗殆尽,而公开爆发了。在这一阶段国共内战中几乎毫发无损的桂势力,显示出了觊觎中央政权的强烈野心。李宗仁、白崇禧借力打力,假和平谈判的旗号,到底还是向蒋“逼宫”成功,一时间坐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但是,一方面李宗仁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取蒋而代之,一切党政军大权依旧在蒋的手里控制着,任何可能损害国民党法统地位的妥协,即使李、白能够接受,也不可能为国民党实权派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共已经宣布战争罪犯名单,并且公布了以彻底废除国民党法统地位为核心的八项严厉条件,其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国民党。接受中共的条件,桂系就将再也无法在国民党内立足,更不要说取得更大的实权地位了。如此一来,国共和谈的结束,就成了李宗仁下台的进行曲,同时也成就了国民党退出大陆前的最后一搏。

桂系和共倒蒋密谋

1948年9月16日午夜,解放军14万人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11万重兵把守的山东首府济南。在成功策反原属西北军系统的整编第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战场起义之后,仅一周时间就攻克国民党长期经营、坚固设防的济南城,从而揭开了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序幕。而几乎与此同时,辽沈战役也开始打响。东北野战军于10月15日首先攻占锦州,21日迫使被围已久的长春国民党守军先后起义和投降,28日于运动战中全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然后于11月2日先后攻占沈阳和营口,进而再占锦西、葫芦岛和承德,前后不到两个月,就一举消灭国民党在东北的33个整师,总共47万余人,完全占领东北和热河。紧接着,毛泽东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完成对平津国民党守军的包围态势。解放军华东和中原两个野战军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发起以歼灭徐蚌地区黄伯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并于11月22日全歼黄伯韬的第七兵团,然后又进一步围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兵团。此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56个师55万余人。

自1948年秋天以来,国民党不仅数月间即兵败如山倒,而且经济上更因蒋介石力推币制改革失败,造成金圆券风潮,导致物价暴涨,通货恶性膨胀,经济近乎全面崩溃。蒋介石领导无方的严酷现实,促使众多国民党人纷纷上书,或献策,或批评,个别地方实力派首领更是有心取蒋而代之。如沈阳刚一陷落,蒋的亲信幕僚之一、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就致电蒋介石,倡言非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别无他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亦转电蒋要求立即布告和平之意。而新当选的副总统、桂系头号领导人李宗仁则在倡言停战议和的同时,强调要想和谈则蒋非下野不可。

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先后在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中遭受覆灭性打击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桂系在国民党内变得举足轻重起来。李、白对蒋的作为向来看不惯,他们很清楚,再让蒋一意孤行下去,国民党必将一败涂地,再无立足之地。为了拯救国民党,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名心,他们不免会想要接过蒋介石手中的这块烫山芋,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作为。尤其是这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30万大军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的白崇禧,显得格外冲动。在他的推动下,湖北省议会议员及地方士绅于12月公开联名发起和平运动。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这时也从香港发来密电,劝李宗仁、白崇禧、黄兹等与反蒋派共同携手,配台共产党。

白崇禧借此乘势首先直接向蒋发难。他于12月24日晚致电蒋介石,立主马上进行国共和平谈判,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中国版图变色,我五千年之文化历史将从此斩断。”白崇禧向蒋提出:(一)先将真正谋和之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面调处,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的电报经由张治中、张群转交蒋介石后,蒋与二张、吴忠信再三讨论。在军事和经济双重失败的压力下,蒋深知自己已回天乏术,与其一意孤行,承担一切责任,不如以退为进,把目前这个烂摊子交给李宗仁,自己幕后掌握,反而进退裕如。只是考虑到徐蚌地区会战刚刚展开,中央军杜聿明、黄伯韬及黄维各部正在苦战中,一旦权力易手,军心动摇,影响前线事大,因此蒋还不想马上下野,只是暗做最坏的准备而已。他一面加紧任命一批亲信执掌东南、西南各省党政军大权,密令将国库数以亿计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一面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亲信前往李宗仁宅邸,探询桂系对自己要求的底线。

李宗仁左右研究局势和蒋的态度后,力劝李对此应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他们草拟,并经李同意送交蒋的条件是:一、蒋先生以俯察舆情,顾全国本,不失其历史立场,主动下野。二、李先生继承大任,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以内阁为主体,由大总统赋以全权。四、和谈事前准备……。五、和平宣布时我方的表示:甲、撤销以前颁布之戡乱令,停止敌对行动;乙、部队主动撤离战场(平津沽除外),彼此保持若干距离,以免冲突(军事部署另案研究);丙、释放政治犯及战俘。     六、和谈时机宜主动迅速,务在平津未失陷,蚌埠敌攻势未发动之前。七、和谈地点以上海为宜。八、和谈条款另案研究。

蒋介石及其幕僚对李宗仁等提出的条件作了修改,其主要为三点:即“一、蒋先生为便于政策之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先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以及“五、为保证和平谈判之顺利,军事应有严密之部署,尤须巩固军心,团结一致”。对此,白崇禧坚决反对。他专门打电话要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转告李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力主对此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1948年12月底,来自国民党内四面八方的劝退电或主和电纷至沓来。白崇禧也不惜再次于30日电蒋,告诫“时间迫促,稍纵即逝”。张轸、鲁道源、程潜等亦纷纷或直或曲请蒋“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风”。迫于情势,蒋终于不能不出面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元旦,蒋发表文告,第一次公开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介石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对个人的进退出处绝禾萦怀吗?当然不是。还在1948年12月31日宣读文告的晚会上,面对在场拥蒋干部的一片激愤之声,他就抑制不住地忿然宣告:并不是我想和谈,也不是我自己愿意下野,  “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