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二章 “容共”,还是“分共”

   戴季陶的转变与廖案的发生

 

国民党改组之后,由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宣称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二致,使相当部分党员对三民主义发生疑惑。但有孙中山在,即足以维系其组织的凝聚力。如今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自然要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愈加意见分歧。而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核心,国民党中央权力自然也就集中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及身为高等顾问的鲍罗廷几个人的身上了。有鲍罗廷在其中起作用,再注意到汪、胡、廖等人一年多来极力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鲜明态度,不难想象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应能够继续孙中山既定的方向。

如何才能使国民党人在失去自己领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它自身的政治凝聚力而不致进一步分裂呢?自改组以来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元帅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且随侍孙中山经日本前往北京,作为孙中山遗嘱签字证明人之一的戴季陶,深信必须迅速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党的“思想中心”。为此,他在1925年初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极力宣传这一主张。不料,中央执监委中老党员反对者颇多,共产党人中也有异议。前者深恐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冲突”之类的观点和联俄容共政策会因此成为党的不易方针;后者则不愿意看到在党的文件和会议中过多地出现个人崇拜的迹象。会议经数日争论,调和各方,最终通过几项决议,一方面声明孙中山乃“唯一的崇高伟大仁慈之父师”,遵从、继承“总理伟大之精神、主义、遗嘱”及其“未竟之工作”乃“最高原则”,一方面则继续高度肯定国民党“一大”改组的意义以及“容共”之必要与必然。但在戴季陶看来,这些不左不右之决议,还不足以使党内各派明了孙中山思想的精髓,达成思想的真正统一。他认为,国民党人必须了解孙中山的主张。

国共两党之间真的能够建立“共信”吗?戴季陶在随后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因此一方面仍旧承认,共产党人多是“真为民族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他们利用国民党的“目的很纯粹,心情很高尚”,“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以及用挑拨、离间和破坏国民党领袖威信的办法来造成国民党员厌弃国民党、怀疑三民主义。另一方面,他却公开主张:“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他认为,国民党应当有所规定:“在组织上,凡是高级干部,不可跨党”,共产党人凡“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共产党吸收党员的工作。”戴季陶还劝告共产党人:既然你们知道时代还不需要共产主义,因而不能把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拿出来,要借用国民党的名义工作,为什么不干脆实心实意地“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何必“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呢?

戴季陶一向是孙中山政策的支持者,他对“容共”的结果虽早有杞忧,担心两党党员做不到水乳交融,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但直至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他仍然相信国共两党“多无所区别,故不宜有界限存于其间”,为此受到张继等人责骂后,竟至拒绝出席讨论弹劾案的一届二中全会。他之走到怀疑“容共”政策的地步,根本上因为他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在他的眼里,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使共产党丧失信用的话;而作为国民党的朋友,并且身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戴季陶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

严格地说,戴季陶的初衷并不想反对共产党人,而是为救国民党。为此,他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一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但他公开发表其主张之际,正是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极力压制党内反对派,一方面推动各地选举代表,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时。推举代表过程,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民党部分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疑惧心理。只因冯自由一派人已受到严厉处分,国民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多有畏惧,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纠纷明显少于过去。身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突然以阐释“孙文主义”,发表这种激烈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面前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被印成各种小册子,在国民党人当中广为流传。早先曾被廖仲恺制止过的,以反对跨党分子为主要议题的“中山主义研究会”,很快就在各地以“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成立起来。戴季陶自然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激烈抨击,陈独秀明确地把戴季陶与冯自由、谢持等相提并论,而瞿秋白则干脆把戴季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他列为与帝国主义、军阀同等罪恶的反革命右派。

在共产党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不能不发出通告,予戴季陶以严厉批评,并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国民党中央的表态,并不能阻遏因戴季陶小册子而急剧升温的党内对共产党人的不满情绪。随着各地针对共产党人的组织相继成立,各种反对“容共”的刊物和小册子也纷纷出笼。一方面,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廖仲凯等人的主持下,继续坚持“容共”。廖仲凯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结果,一向反对“容共”的老党员朱卓文等人,竟于怨恨中将矛头指向廖仲恺,进而导致1925年8月20日刺杀廖仲恺的严重事件。此一事件表明,国民党内因“容共”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与对立,这时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廖仲恺被刺事件未能够改变国民党权力中心继续坚持“容共”的决心。而且由于廖仲恺被杀,长期聚集在广州或明或暗地坚持反对“容共”政策的一批老国民党员受到牵连,以致逃的逃,躲的躲,力量受到削弱;与廖案多少扯上关系的胡汉民、许崇智也因此被排挤出去,表现左倾,深得鲍罗廷信任的汪精卫成为党的最高政治领袖;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因此取得了最高军事权力。此举使整个国民党中央看起来更加左倾,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似乎更加巩固了。只是,随着廖案而来的广州权力中心的这一连串剧烈变动,不仅没有消除党内旧有的分歧与矛盾,反而还造成了新的隔阂与对立。原本一直动摇于冯自由等分裂派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权力中心之间的大批国民党人,眼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反而激起他们必欲排斥共产党人的强烈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