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

   桂系和共倒蒋密谋

 

进入到1949年,国民党已是败相毕露,这一点蒋介石自己也很明白。但是,依蒋之性格,他断不会向中共交枪投降,俯首称臣。元旦文告发布之后,他马上就给前线将领打气称: “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自从东北作战以来,陆军方面虽然遭遇了许多挫折,但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迄今仍居优势,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更非共党战力所能较量。此外就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来说,亦非共党所能比拟。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毒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他并告诫那些力主和谈的军政长官们说:和谈固不失为一种出路,然“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和平?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 况“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孰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趋,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我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安危亦系于是。”

蒋介石心态如此,其实李、白也同样不打算降共,不过要取蒋而代之。在他们看来,和谈只是迁就现实,保存实力,与中共平分天下的一种手段。表面上,李、白对蒋仍旧“总统”长“总统”短地叫着,但桂系到底与蒋系隔阂太深,对蒋排斥异己的种种做法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深恶痛绝,因此目这种机会逼蒋下野,以根本改变国民党日暮途穷的状况。他们很清楚,要想达此目的,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非利用共产党的压力不可。这就是为什么,白崇禧虽然坚决反共,却成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和共主张的重要推动者。他找来与中共有过关系的刘仲容,请刘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反蒋,并向李宗仁转陈他的和共计划。他同时还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请他携亲笔函尽快去香港,会晤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1949年1月3日晚,刘仲容到上海,会见中共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说明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联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对与国民党谈判,尚未确定最后方针,刘在上海多日。却始终没有得到答复。10天之后,黄绍?到达香港,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宅邸。不想,李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作。黄只好打电话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请黄帮忙与中共驻香港的代表联络。黄绍?同时交给黄一封信,内称: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24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联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达成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之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  (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绍?走后,黄琪翔连忙打电话给中共中央驻香港的代表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一次。三天后,二黄见到潘汉年。黄绍?向潘汉年介绍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说,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中共方面这时对和谈问题尚在犹豫之中。毛泽东始终怀疑国民党人求和,多半“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做缓兵计的阴谋”。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后,毛泽东依旧不屑一顾,痛加斥责。1949年1月14日,在斯大林的推动下,毛泽东才最终同意抓住和平旗帜,因而改变策略。这一天,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针对蒋的元旦文告,提出和国民党军政势力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实际上把这八项条件已变成了一纸降书。其内容如下:(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蒋介石自然不可能接受。1月19日,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做出决议,宣称必须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才能协商和平办法。这等于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支持李、白反蒋。20日和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起草电报,指示在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电称:  “望告黄绍?,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1月14声明为准;  “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电报指示,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前往郑州。

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支持李、白反蒋的几乎同时,蒋介石鉴于徐蚌杜聿明等中央军主力大部被歼,北平傅作义已决定接受和平改编,半壁江山已去,上海、南京危在旦夕,终于下决心要把剩下的烂摊子丢给副总统李宗仁了。他于1月19日“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之意”。白崇禧这时正在指使人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的罪状,接讯后自然停止。21日,蒋果然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宣读了下野文告,宣布“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次日,蒋介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李宗仁一夜间变成了代总统。

当然,蒋介石走前即要他的侍卫长兼军务局长俞济时,秘密通知电信局重要军务台的负责人:“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等三人经由电话中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而蒋到溪口后,军事上依旧每天直接与总参谋长顾祝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通话并指示机宜;政治上大至组阁问题,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毫不放手。孙科之后的行政院长,李宗仁推荐居正,蒋反对,李只得改请何应钦;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请辞,李宗仁不顾蒋的意见,直接任命自己的特工人员刘诚之接替,蒋马上嘱咐前国民政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径函电信局长,不得接近刘诚之,不要为其提供方便。经济上,蒋不理李宗仁等人的强烈反对,硬是命令海军将国库存放的黄金和美钞全部运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