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

   国共谈判南辕北辙(下)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了解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上述决定。在反复接触和交换意见之后,它这时相信李宗仁是准备与自己合作的。因此,得知蒋系势力肆无忌惮的情况后,毛泽东明显地希望加快推进和谈进程。他于22日亲自拟电,要上海方面通过刘仲华转告李宗仁:  “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李暗算。”同时“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愈快愈好”。他还特别询问,李宗仁本人是否有意于必要时与中共当局直接商谈?在毛看来,解放军渡江只会对李宗仁有利,而不会对李宗仁有害,因此他特别强调李“不要惧怕我军渡江”。对此,李均做了善意的答复,惟对渡江事仍再三表示异议。

这时中共中央对争取李、白颇具信心,注意到李宗仁对解放军逼近长一事感到为难,毛泽东十分爽快地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他在以军委名义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故决定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

在接到3月22日毛泽东关于加快选派代表开始和谈的电报之后,李宗仁就积极开始与何应钦讨论南京和谈人选问题。最初提出的名单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与莫德惠,何应钦报到溪口,蒋嫌章、莫都是党外代表,故删去莫,增加国民党中委兼立法委员李蒸。后又临时决定增加一军事干部,即前军令部次长刘斐。3月26日,名单正式确定后,李宗仁通过黄启汉正式通知中共中央,南京方面和谈正式代表已决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6人。对此,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并提出自己的代表名单,即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林彪、李维、聂荣臻。同时通知南京方面,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地点北平,且应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

4月1日是一个阴天,但是南京机场上却人声鼎沸,华盖如云,热闹异常。原来,这一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宁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场面相当隆重。南京和谈代表团也是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4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

飞临北平上空时,已是下午3点多,黄绍?特意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代表们都相信北平机场也一定十分热闹,周恩来、叶剑英都会来接。没想到当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打开机舱门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不仅如此,住进六国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发现满篇仍在骂国民党是匪,骂蒋介石是贼,甚至骂张治中是蒋介石的走狗,一些代表自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到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等人来到饭店,并举行丰盛的晚宴,代表们的情绪才又有所振奋。不过,晚宴后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邵力子谈话,以及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李蒸谈话,都清楚地显示,中共中央对代表团不仅不信任,而且态度强硬。周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对章士钊明确讲,在战犯问题上中共绝不会让步。

从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中共中央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对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特别是代表团顾问、著名电影演员金山原本就是中共地下人员,每天均将代表团讨论情况及个人表现详细汇报给中共中央。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南京方面又提出种种限制,中共中央对通过和谈求得根本和平解决已不抱太多幻想。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一天天苦撑,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反复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但经过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中共中央显然不能理解,眵明南京政府说好了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什么代表团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周恩来为此专门要黄启汉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  “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

4月5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南京代表团得讯后一时乱了阵脚,不知道中共意图所在,态度迅速软化下来。他们于6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决定要在代表团最敏感的战犯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可以不点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关于这一点,也正是南京代表们反复强调的困难问题。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当中,就特别援引傅作义通电的例子,提出:为什么傅作义通电不提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就可以,而我们主张不提战犯的名字就不行呢?邵力子也说,北平的和平十三条,并无战犯一项,中共既然主张全国各地都要以北平方式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在与南京的解决方案中也不必提战犯的名字呢?他并且援引日本投降签字的例子,说明盟国要日本投降时并未将惩办战犯作为必须的条款,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日本投降后逮捕和惩治战犯。显然,这确实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谈判。8日上午,毛泽东也确曾亲自接见张治中。张是由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齐燕铭乘专车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的。车到院子前面,周恩来亲自出门将张治中引进院内,然后引见给在院子里等他的毛泽东。据陪同人员报告说,张治中去时坐在车里不时长吁短叹,但与毛、周谈了4小时后,回来的路上已是眉开眼笑。9日当晚,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召集代表团开会。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  (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

听到张治中的传达,代表团成员都相当兴奋,一致相信中共确有诚意。会议决定,一旦中共和平方案出来,代表团就立即讨论并提出具体办法,派黄绍?带赴南京报告,争取当天到,当晚谈,请李、何保密,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溪口,以免主战派破坏。当晚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报告了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