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中共条件遭到拒绝(下)

 

13日晚,按照约定的程序,代表团被接到中南海。这是他们到北平后第一次与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和张治中都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虽有不同意见,但气氛平和。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渡江、整编军队和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会后,周恩来与张治中又单独交换意见。最后,张治中心情沉痛地表示说:我衷心地觉得国民党政府应该宣告自己的结束了,让中共来好好干。故中共所提条件应该接受。连日来大家所以争论不休,实因为有两个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还要受国民党的束缚。考虑再三之后,张最终还是决定将《草案》中难以接受的内容也都电告南京方面。

15日晚,国共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将协定草案提交给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讨论。各负责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已十分宽大,他们尤其对南京代表试图为国民党争得一对等地位极为反感。因此,中共中央的最后修订稿实际上容纳了至少三方面的意见。修订过的协定接受南京代表团的—些意见,取消了一些刺激性的字眼,但实质内容可以说毫无改变。周当场声明,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解放军就只好渡江。

这时,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张治中在给南京的电报中称:由中共方面改定的协定内容,已多所让步。如原将我方军队与中央政府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已改易。又战争罪犯之首要重要字样均删去,其他刺激性文字之修改者亦多,计共改20余处(我方原提修改者40余处)。统观此文件之内容,仍充满降书及罚状之语气意味,但共方既用最后通牒之态度提出,我方已无争辩商量之余地。只有请求政府核示之一途。故推黄绍?、屈武携同共方所提最后文件回京面陈核阅。

16日晨,黄绍?、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当晚,黄绍?、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态度全变。白崇禧看到黄绍?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何应钦也没有了主张。只好将协定原文抄送溪口,并去函向蒋说,明:  “昨晚与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季宽(黄绍?)、岳军(张群)诸兄详谈至晚,犹未作结论,拟今晨再与德邻兄恳谈,预定今日午后召开和谈特种委员会。此事关系极重,请钧座转知觉生(居正)、铁城(吴铁城)、骝先(朱家骅)三兄立即乘原机回京,参加会议,并恳将钧旨谕知,以便遵循。”

19日,特种委员会全天讨论。黄绍?报告和谈经过及中共提出的协定内容。面对与会者的质问,黄只能支吾其词。李宗仁首先表态,认为该协定无法接受,主张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迁就事实,另定方案。何应钦等仍寄希望不使和谈破裂,因此不同意直接致电毛泽东表示拒绝。吴忠信则转达蒋介石的意见称:中共拿出叫国民党投降的协定,绝不能接受。  “依第三国际看,共方不至渡江,且我们强硬些,共方还是能缓和的”。晚,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的中央社没有征得李、何同意,就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4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自知安全难保,决定先行远避香港。20日,他临行前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广州国民党中央也发表声明,指责中共自抗战以来,违反1937年9月22日四项郑重承诺,运用武装夺取政权策略,损害民国,危害人民之种种,要求中共“切实提议,双方立即同时颁发命令,于和议期间停止战斗行为,以利和议之进行”。①李宗仁为了解释自己实系不得已而为之,随后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说明: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何应钦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算是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