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拿下了已有昏君行径的刘贺,继续寻找汉武帝事业的接班人。 汉武帝在世时,六个儿子中的三个死了,两个不争气,所以幼子昭帝继位。昭帝无子,两个不争气的儿子的儿子是不能选的,只能从死去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去找。但这死去的三个儿子,一个死得过早,没有儿子;一个有儿子还做了二十七天皇帝,就是刚刚被废的刘贺。所以,目标其实已经有了,就是太子刘据的子孙。
太子自杀时,儿子也被杀。但是,这个被杀的太子的儿子,却留下了一个襁褓中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给太子留下了一个孙子、给汉武帝留下了一个曾孙。 在霍光的主持下,走了一个程序:第一步,十八岁的皇曾孙先经过宗正府验明身份,因为流落在民间十多年,谁知道是真是假?第二步,验明身份之后,被送到未央宫,面见十六岁的皇太后,封为阳武侯,给个贵族身份。第三步,由皇太后下诏,即皇帝位。这就是著名的汉宣帝。
到宣帝即位后的第七年,霍光为汉朝耗尽了全部的精力,流然病逝。宣帝以帝王之礼厚葬霍光,让霍氏家族享受无上的荣耀。而且,让霍光的侄子、霍去病的儿子霍山“录尚书事”,掌管军国大政;霍光的儿子、女婿们,也都加官晋级。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霍光一生、霍氏一门应该是完美的。但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既显赫又能保持长久的家族。霍光死后,一件一直令宣帝疑惑的事情逐渐曝光。 原来,宣帝流落民间的时候,娶了一位许姓妻子,感情极深。宣帝即位之后,妻子顺理成章应该是皇后。但是,许氏出身寒微,立其为后受到很大的阻力。为了讨好霍光,大臣们酝酿立霍光的小女儿为皇后。
宣帝心知肚明,但不说破,只是下诏书,让大臣们帮他寻找一柄曾经佩带却失落的“故剑”。谁知道这是什么剑,这上哪里去找?但皇帝的意思很清楚,故物不可忘、糟糠不下堂。皇帝意志坚决,大臣没有办法,许氏被立为皇后。后人把这个事情演绎为一个成语,叫“故剑情深”,“情深”不假,“故剑”却反映出宣帝的政治智慧。
虽然霍光一生谦虚谨慎,但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儿子、族人,却极其骄横。霍光妻子其实是阻止宣帝立许后的幕后推手,对女儿没有被立为皇后一直耿耿于怀,竟然乘着许皇后病时,买通御医,将其害死。霍光事后知道真相,大吃一惊,没想到妻子如此胆大妄为,但由于事关重大,利 用职权把真相压了下去。
霍光死后,许皇后的死因逐渐暴露出来,霍氏家族惶惶不可终日。有人出于自保,想策划对皇帝不利的事情。后果可以预料,包括霍光妻子、儿子在内,由霍去病---霍光开创的霍氏这个庞大的家族被灭门。由于执政时间过长,关系盘根错节,因霍氏案受牵连的有数千家。
汉宣帝是豁达大度的。虽然灭了霍氏,但仍然按照霍光的既定方针管理国家,而且,把自己认为使得汉朝平稳过渡、能够促成“昭宣中兴”的十一位功臣,绘图于麒麟阁,称“麒麟阁十一功臣”,以示表彰,首位就是霍光。而且,其余十人都写上官职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
后人把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在位时期,称为“昭宣中兴”,但更主要的,还是宣帝时期,因为: 第一,内部稳定。宣帝施政,“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不搞花架子。 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矛盾继续缓和,一片太平景象。
第二,外部扩张。宣帝的运气很好,在位期间,匈奴发生内乱,相互攻伐,立了五个单于,其中多个表示归附汉朝。宣帝一面对归降的匈奴进行优抚、对继续和汉朝为敌的匈奴进行打击,一面不失时机派侍郎郑吉,领兵前往西域屯田。 第三,亲力亲为。昭帝虽然有主见,但主政还是霍光。宣帝不同,在位二十六年,亲自执政二十年,对内对外的种种业绩,大抵都是亲自执政的时候做的。
宣帝有五个儿子,长子刘?为许皇后所生。许皇后不但和宣帝是患难夫妻,而且被霍光的妻子害死,所以宣帝把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将其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父子之间关于一个事情的讨论,使宣帝对这个儿子彻底丧失了信心。宣帝施政的特点,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而这八个字,恰恰继承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太子对此不以为然,逮着一个机会,向父亲建言,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这个建言让宣帝大吃一惊,严厉训斥说: 我汉家有自己的制度,谁说的必用儒生?“乱我家者,太子也!”
法家热衷法治、崇尚暴力,讨论的是控制与反控制、防范与反防范的学问,是琢磨强大自己、打击他人的学问。这种学问很好,但只能由统治者掌握,却不可以成为大众通晓的学问,否则,天下岂不大乱了?这就叫作“内外有别“。法家固然不可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纵横家就更不行了。四处游说,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动东家斗西家、教唆西家骗东家。
如果听任这种风气盛行,朝廷岂不尽是是非,社会又怎么可能稳定? 所以,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官员们建议禁行法家、纵横家,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其他的家怎么办?比如道家、墨家?道家讲究无为,墨家主张非攻,虽然有些消极,但对社会并没有破坏性,没有“禁”或“罢”的必要,汉朝也没有发布过关于道家、墨家等的禁令。这样,值得倡导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也许只有儒家了。
儒家学说既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有听天由命的思想;既有修身养性的教导,也有处世应变的智慧;既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有崇上尊亲的教诲;既有矫枉过正的冲动,也有适可而止的权宜。也就是说,需要什么,就可以提取什么。
尽管法家学说促进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朝的统一,但要维护这种统一的局面,要强化这种统一的秩序,却没有任何一家的学说比孔子的学说更为有利、更为有效。 所以,儒家有其迅速发展并受到各方面重视的理由。但是,由受到重视,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有一个过程,并且和一个人物有关。这个人物是孔子无数的拥趸和粉丝中的一个：董仲舒。
到汉景帝、武帝时代,分“经”治学已经成为儒家的时髦,这样使得儒学的队伍更加壮大。 当汉武帝向社会各界征询治国方略的时候,董仲舒也被推荐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列,当然要站在儒家立场提建议。但提什么建议好呢?这是需要讲究的。
儒家理论武库储备丰富,既博大精深,又包罗万象,但说什么、怎么说,极其重要。如果认为孔子学说中“仁”是核心,和汉武帝、和官员们大谈“仁者爱人”,可能被认为是老生常谈,说了也白说;如果认为孔子学说中“礼”是根本,和汉武帝、和官员们大谈“克己复礼”,那更是自找没趣。那么,什么是汉武帝最想听、最能为现实服务,又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
董仲舒在这方面应该是高手,他选择了一个既结合现实,又可能让皇帝感兴趣,同时也是儒家学者拥有垄断性、自己又是学术专攻的话题。什么话题?围绕三个字做文章:“大一统”。《汉书》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对策,由于是三问三对,又是从“天人感应”,即“天”与“人”的关系作答,所以后人称之天人三策”。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强调的是思想的统一。他认为,从春秋到战国,百家争鸣,各说各是,上层没有统一的思想规范社会,下层做着天上掉馅儿饼的梦,这个社会就无法稳定了。所以,董仲舒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视为“邪辟之说”,予以禁止。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客观地说,在汉武帝时代,有的是董仲舒曾经提出过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却并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有一点却是事实,由于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的主张,既符合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也是汉武帝改弦易辙、构建社会和谐的需要,所以,将儒家学说树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尽管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包括在汉武帝、汉宣帝的心目中,儒家学者还是“学者”而非实干家。所以,他们的学说可以传播,官员的任命却并不以学派为依据。所以,当太子提出“独用儒生”建议,宣帝就感到事情的严重了。
汉宣帝说汉朝家法,是“霸王道杂之”,其深意在于,儒家学说可以宣传、可以尊崇,但这只是统一思想、倡导和谐的需要。作为统治者,却必须是儒家、法家、道家等等并用,绝不能被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迷惑了自己。这种“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被后人归纳为“儒表法里”、“儒道互济”,通俗一些,就是“恩威并济”。汉元帝继位之后,是否真像其父宣帝预料的那样,将会乱汉朝的制度毁汉朝的江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