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出于统一思想、倡导和谐的需要,但汉朝的统治手段仍是“霸王道杂之”。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做法,其实就是“儒表法里”,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明智统治者的不二选择。所以,当太子提出专用儒生的建议,就引起宣帝的担心。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刘氏江山最终得由他来继承。所以,汉宣帝为太子的成长煞费苦心,希望有人好好管教。于是,给太子配备了一位著名的老师,名叫丙吉。
《汉书》的一条记载很有意思:丙吉散朝回家,道路被堵。有人报告,说是前面有“恶少年”打群架,已经死伤不少人。此时已是当朝宰相的丙吉怎么办?没怎么办,只是下令绕道而行。但行不多久,又下令停车,并且走下车来,跟班、随从不知何故。只见丙吉走近路边一头牛,一边观察,一边对随从说,天气并不太热,牛怎么会气喘不止呢?
原来如此!有人听不下去了,说前面死伤狼藉、人命关天,丞相不管,牛喘气是很正常的事情,丞相却郑重其事,岂不是重牛而轻人? 我们看丙吉是怎么解释的:宰相管的是大事,而不是细枝末节。人命确实关天,但这类事情自有长安令、京兆尹处理,我当街处置,置他们于何堪?牛喘气看似小事,但不当喘而喘,可能阴阳失调、气候反常,关系到农事的丰歉。民以食为天,民无食则天下乱。这才是宰相该管的事情。
可见,汉宣帝让丙吉给太子做老师,是为太子树立一个榜样,一个识大体处大事、不拘泥于细枝末节的榜样,一个能够包容万物而不是只听儒生摆布的榜样。这恰恰是太子所不具备的。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丙吉是吏员出身,擅长“治律令”,历任狱吏、廷尉监,后来做御史大夫,可以说是典型的法家人物,而非儒家学者。让丙吉做太子的老师,汉宣帝是希望太子“霸王道杂之”,而非只知道死啃儒家教条。
虽然汉宣帝不满意太子,但太子后来还是继位做了皇帝,这就是汉元帝。虽然我们一直顺着汉宣帝的批评,说汉元帝沉湎儒学,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但至少在中国的中学生里,汉元帝的名气比他父亲汉宣帝要大得多。为什么?因为有两位“王”姓又各带着一个“君”字的女子成全了他。这两位女子,一位名叫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另一位名叫王昭君,可能成为汉元帝的妃子,但最终做了匈奴单于的阏氏。
元帝本人虽然无所作为,却成了接受匈奴单于朝见的第一位西汉皇帝。这是个极大的面子。这种面子不要说他父亲汉宣帝,就是伟大的汉武帝也未曾享受。对于这位给足了自己面子的匈奴单于,汉元帝决定也给足他面子,赐给他五位宫女,其中一位就是王昭君。
王昭君进宫多年,皇帝的影子也难得一见,与其孤苦一生,不如铤而走险。听说皇帝要选宫女赐给匈奴单于,王昭君自告奋勇。王昭君到了匈奴,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两个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后,按照匈奴的惯例,王昭君嫁给了匈奴的新单于,也就是呼韩邪单于前妻、王昭君前任阏氏的儿子,成为新单于的阏氏。在这段时间里,汉朝和匈奴, 特别是和王昭君所在的匈奴部族,和睦相处。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遂成为汉匈和亲、汉匈友好的佳话。汉元帝因人成事,因为王昭君的故事而让国人知晓。
王昭君不但让汉元帝出了名,也为汉朝带来了福祉。但另外一位让汉元帝在历史上留名的王姓女子王政君,带给汉朝的,却是耻辱和灾难。如果说汉元帝败坏了刘家江山,某种意义上说,是败在这个王姓女子身上。王政君和她的家族,说来也是一个传奇。
所有的记载都说王政君之立为太子妃纯属偶然。怎么偶然法?太子妃死后,太子郁闷,皇后选了五位宫女,让太子自己挑选一位。太子神情恍惚,谁也不想要,但碍于皇后的权威,只好挥了挥手说,就此中一位吧。此时王政君的座位正好靠近太子,又穿着一身大红大绿的长裙,宫女领班遂以为太子说的就是王政君。经皇后做主,王政君被送到太子宫,稀里糊涂“得御幸”。这时太子已有多位妃妾,有的在太子身边工作七八年,却没有一个怀孕的。但王政君一经“御幸”,就怀了身孕,并且生下了汉宣帝的“嫡长孙”、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的“嫡长子”。
元帝即位,王政君为皇后,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元帝的宠幸,却以她的知书达理、处事得体,保住了自己皇后的位置,并且保住了儿子的太子地位。而王政君政治能量的真正爆发,是在儿子继位、自己做了皇太后之后。 元帝死后,王政君的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汉成帝。成帝做太子的时候谦恭有礼,是人人称赞的好青年,但继位之后却变得蛮横起来,变得好酒、好乐、好色了,著名的美女赵飞燕就因为既美貌又能歌善舞被立为皇后。
这类皇帝一般顾自己享乐,国家大事是要依赖别人的。汉成帝依赖的是母亲王政君和诸多的王姓舅舅。这样,除了一位已经去世,王政君八位兄弟中的七位,分两批全部上位,封为列侯。 屈指一算,王政君一家封了九个侯,而且都是世袭,伯叔、兄弟、子侄遍布要津。
这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现象。既然有这个现象,另外一种现象就不足为怪了。什么现象?一人犯罪,诛灭全家,乃至株连九族。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不人道,但从当时的立场看,却不但合情而且合理,既然一人得道,鸡犬都可沾光,那么毫无疑问,得道者一且犯罪,沾过光的,都应该跟着下地狱。
王氏家族权势大、耳目多,结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江山虽然还姓刘,皇帝却成了傀儡。当然,王氏尽管势力大,仍然是靠着大树乘凉。汉成帝在人们的唆使下,几次想铲除王氏的势力,也几度令王氏家族忐忑不安。但由于自己不争气,既无能力管理国家,又不忍心和舅舅决裂惹母亲生气,所以愤怒归愤怒,愤怒不久又和解,觉得离开母亲没依靠、离开舅舅没主意。
这也是刘氏江山行将败落的气象,如果换个像汉武帝乃至汉宣帝那样的皇帝,王氏也许在没有形成大气候的时候就灭门了。在王氏众多的子弟中,有一人对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所以一直如履薄冰,保持低调。此人就是没有父亲靠山的王莽。
王莽出道之前,就以孝道著称,又是个刻苦学习经典的儒生。出道之后,更令人刮目相看,和其他王氏子弟不同:别人张扬,他低调;别人奢靡,他节俭;别人寻欢作乐,他认真研学问:别人霸占土地,他把土地分给穷人;别人目空一切,他尊老爱幼，特别是孝敬长辈一如既往。王莽的这些表现,得到了他的伯父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的认可。王凤临死前,特别叮咛妹妹皇太后王政君,好好培养,提携这个侄子。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王莽的这些表现是伪装。一个人如果能够伪装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自己都要被感动,故作也就成自然了。王莽不但在王氏家族中,在整个官场,都成了一个道德楷模。而这个楷模,正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
汉成帝绥和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7年之交,王莽的七叔王根,推荐深得人心的侄子王莽接替自己的职务,三十八岁的王莽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开始主持朝政。王莽当道之后,在汉元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崇儒学、重用儒家学者,扩大“博士”的名额和“太学”的规模,儒生们也更崇敬王莽。
不能不佩服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通过对历史教训的吸取,策划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迎合天意,避免因爆发战争而带来的破坏。怎么努力?和平过渡,用“禅让”的方式,把已经被“天”厌恶的刘姓“天子”换掉，以一家一姓的牺牲,换来天下的太平,保护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么,用谁来取代刘姓?答案是现成的,王氏,正在执政而又是儒士的王莽。推动这件事的,是当时掌握着社会舆论的儒土们。
在儒士们的推动之下,中国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乃至空前绝后的故事:全国有487572人,上书朝廷,请求封赏王莽;又有90位公卿、列侯、博士请求让王莽享受皇帝的待遇。没有人强制,当然需要有人发动。这叫什么?这就叫民意,这就是选票。万众一心,要求把刘氏江山,改姓为王。在儒士们的策划下,公元8年,通过一个“禅让”的仪式,王莽代汉而立,改国号为“新”。
这个局面应该不是此时的太皇太后、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所愿看到的。据记载,在最后一刻,王政君还手握皇帝玉玺,不肯交给王莽。但王政君为了娘家利益大肆扩张王氏的权势,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局面的形成。而这一局面的最终形成,应如《汉书》所说:“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