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室复兴”的舆论推动下,绿林军立了刘玄为帝,赤眉军则立刘盆子为帝,刘玄还杀了竞争对手刘?。但最终,做皇帝的却是并没有做皇帝想法的刘秀。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但是,刘秀做这个皇帝也真不容易。在他前面,已经有多个刘姓称帝,也有多个异姓称王。这些称王称帝者,对于“倒莽”有好处,但对于“兴汉”,却是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异姓称王的不算,只说刘姓称帝的,除了刘玄、刘盆子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刘望、刘永等,个个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实际上真假混杂。刘望和刘玄、刘秀同辈,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曾袭封钟武侯,王莽代汉时被废。刘玄称帝半年之后,刘望也在汝南(今属河南)称帝国号是“汉”。
刘永晚一辈,是汉景帝弟弟梁王刘武的八世孙,也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十世孙,其父为王莽所杀。刘玄到洛阳时,刘永往见。刘玄认了这个侄子命其世袭梁王,都睢阳(今属河南)。后来,刘永见刘玄控制不了局面遂攻城略地,占领了今山东、河南、江苏三省毗邻的大片地区,并且在刘玄死后称帝,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势力,国号也是“汉”。
我们只是略举了诸如此类的一两个故事,而大大小小的刘姓与非刘姓的地方割据武装,当时遍地都是。他们既在乱世中自保,又希望在新朝建立以后博得一席之地。 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经营河北时,几乎是“光杆司令“。公元25年称帝时,实力还不如真刘水、假刘子舆,只是诸多真刘假刘称帝者中的一个。
刘秀的策略是,始则打着“更始帝”刘玄的旗号,继则自立山头,以“春陵”刘氏的名声和昆阳之战的余威为号召,对大大小小的势力封官许愿,进行招抚和整编。在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之后,逐个铲平那些继续对抗的势力。当然,同样采用封官许愿的策略,在对手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这样,就留下了众多需要封赏、需要关照的家族和势力,从而形成东汉政治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豪强势力成为国家的统治基础,同时又对国家权力形成挑战。
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难。对于曾经被王莽“窃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这片江山,该怎么治理? 刘秀治理天下, 以“柔道”行之。什么是“柔道”?就是因势而利导,于不动声色之中,树立权威,整顿秩序。刘秀说到做到。
第一,不动声色调整中央机构。汉承秦制,中央设三公九卿,但从汉武帝末年开始,“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真宰相,所以有霍光辅佐昭帝、宣帝,但也有王莽代汉而立。这个位置权力太大,祸害也太大。刘秀恢复“三公”制,名称改为司徒、司空、太尉。但是,“三公”地位虽然高,却无实权。
实权在哪里?在宫中,在皇帝身边的秘书们。这群秘书有一个名称,叫“尚书”;有一个机构,叫“尚书台”;有一个领班,叫“尚书令”。国家有事,皇帝先和秘书们讨论,拿出意见,再传达给“三公”。“三公”在外,为“外朝”,执行决策;“尚书”在内,为“内朝”,做出决策。这可以视为“以内制外”。但尚书台的尚书品级较低,尚书令也就是中级官员。能决策的无地位、有地位的不决策,有权者无位、有位者无权,从而消除了对皇权的威胁。
第二,不动声色调整地方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全国分为十三个“州”为监察区。派御史分州监察核实郡国事务,称“刺史”。刺史的官品为“六百石”,处于中级与低级之间,但被他们监督的“郡守”、“国相”,却是二千石的高官。这也是汉武帝的精明处,以低级官监督高级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忌讳,这可以视为“以下制上”。
后来天下大乱,王莽政权提升刺史的地位,改称“州牧”,可以统领郡国,打击和镇压绿林、赤眉及其他武装,但不少州牧也因此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刘秀创建东汉之后,将“州牧”恢复为“刺史”,虽然地位上升为二千石,却由封疆大吏回归为中央御史台的官员,代表中央分州管理地方,对地方的控制更为严密。
第三,不动声色调整军事机构。西汉军队有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之分。中央军集中在京师及附近,数量多、兵力强,调动方便 。地方军散布在各地,维护当地治安。边防军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双重特点,既分布在匈、羌活动的西部与北部,又相对集中,便于调遣。此外,各地还有一些带有“预备役”性质的准军事人员,立秋之后集中训练。
这支预备役部队的存在,对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地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对于真假刘氏宗室的“倒莽”行动,都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却引起了刘秀的担忧,因为这支预备役可能成为地方割据的重要力量 。所以做了皇帝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支预备役解散 。
东汉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年,有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统计数据。应该说,这是王莽执政时期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当时的人口约六千万。 人口就是财富,王莽在全部接收这笔财富的同时,也接收了这笔财富的全部问题。所以王莽要颁布政策,扼制土地兼并、禁止奴婢交易,并且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限田令”。当然,这些政策和禁令,都没有也无法实施。
刘秀建立东汉时,这笔财富已经严重减损。 那么,光武帝同时接收的社会问题,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可以说,是农民起义及此后的战争,连同持续的自然灾害,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而在客观上,则缓解了因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造成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所有的农民战争及兼并战争都要造成的后果。这个后果一方面使得社会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使得社会矛盾缓解,因为许多社会矛盾是由人口多而资源少,即“僧多粥少”造成的。
所以,解决同样的问题,光武帝刘秀所面临的压力比王莽小得多。长期战争之后,土地抛荒严重,为了鼓励农民回到土地上来,为了有土地的人把精力放到土地上来,光武帝恢复了汉文帝时期的税收政策,把土地税由“十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 “。 尽管税率降低,但土地一多,纳税的总量也多。政府怎么办?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度田”法,核实土地和人口,有田得纳税,有人得服役。
但是,“度田”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豪强大户买通官府,瞒田瞒口。二是不良官员借度田之机,敲诈勒索。既然想用柔道而不可得,就只能采用铁腕手段了。连光武帝刘秀这样以“柔道”著称的君主,有时也不得不用铁腕手段。仅仅在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九月,就有以河南尹为首的十多位郡守,下狱而死。而一代名儒欧阳歙因度田下狱,更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欧阳歙授徒传道几十年,并入朝为司徒。但是,在汝南度田时,这位名儒却上下其手,贪赃受贿上千万,所以被捕下狱。为此,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儒生,齐集洛阳,为其请命,有人甚至自请代死,向朝廷施压。这不是胡闹吗? 刘秀当然不为所动,欧阳歙最终死于狱中。
一方面, 光武帝刘秀对于刘氏宗室和地方豪强给予充分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国家的社会基础;而另一方面,对敢于向国家权力挑战的刘氏宗室和地方豪强,则纵容乃至鼓励官员进行打击。两手都要硬,这才是光武帝刘秀“以柔道行之”的真谛,其实和汉宣帝教导儿子的“霸王道杂之”,一脉相承。
“强项令”董宣,正是光武帝在这方面刻意树立的一个样板。董宣是陈留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曾任北海侯国(今山东潍坊一带)之相。 后来，因为得罪当地豪强，被押送到京城洛阳，经廷尉审讯，以“滥杀“当斩。但临刑时，光武帝的特赦令到了，董宣得以不死，并且被任命为江夏郡守，这个职务比北海相更为显赫。
有皇帝撑腰,董宣的名气大了。江夏多年来一直有“剧盗”活动,民无宁日。董宣到任之时,命人张贴告示:“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这就叫“先声夺人之气”,这群“剧盗”慑于董宣的名头,竟然自行解散。
后来董宣被调为洛阳令,如同西汉时期的长安令。职务虽然不高,事情却特别多。洛阳皇亲国戚遍地,和北海侯国的土豪、江夏郡的“剧盗”完全不同。董宣上任不久,就遇上了一起人命案,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被杀。 董宣下令缉捕凶手,但凶手无法缉捕。因为凶手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家的“苍头”,也就是公主的仆人,正藏匿在公主家。
董宣没有办法,他的胆子还没有大到进公主府搜捕罪犯。但没有关系,躲得过初躲不过十五,你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公主家不出来。凶手很快就露面了,湖阳公主根本就没把家中“苍头”杀人当回事。 这天出行,让这位凶手苍头驾车,出现在洛阳街头。董宣得到消息,带着捕快在公主可能路过的“夏门亭“等候,车驾一到,董宣拦住了去路,要求公主交出凶手。自从弟弟做了皇帝之后,湖阳公主还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厉声呵斥。董宣毫不示弱,大声陈述国家法律,喝令凶手立即下车,当众乱棍打死。
光武帝刘秀感到麻头了。处理董宣,国家的法律还要不要?不处理董宣,不但是姐姐的面子,连皇族的面子也受损。 光武帝刘秀咬咬牙,命人将董宣拘捕进宫,表示要立即杖杀,为姐姐出气。董宣要求把道理说清楚再死。光武帝问道:你得罪公主,还有何话可说?董宣慷慨陈词:“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说完,一头撞向大殿的柱子,顿时血流满面。
其实,光武帝也未必一定要杀董宣,只是做个样子给姐姐看,让她出出气而董宣也未必一定要撞死,可能也是做出一个姿态。见董宣以头触柱,光武帝刘秀立即命宦官将其拉住,免其死罪,但必须向姐姐磕头道歉。董宣坚决不道歉,我没有错! 光武帝命人按住董宣的头,压迫下跪。董宣双手撑着地,挺着脖子,就是不下跪,就是不磕头。湖阳公主见董宣以头撞柱,想想也算了。
为了树立榜样,光武帝不但赦免了董宣,还赏赐三十万钱。 几年之后,七十四岁的董宣去世,光武帝命人前往凭吊,但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家中仅有大麦数石、旧车一乘。光武帝得知,不禁伤感:“董宣廉洁,死乃知之。”打铁真要自己硬啊!谁说只有一个明朝的海瑞。在中国历史上,代代都有董宣。在人治的社会,是他们支撑起法治的天平,被豪强们称为“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