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在结束来自匈奴的“外患”的同时,“内患”正在形成。这个“内患”,就是后来人们经常说到的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这成了东汉的“政治符号“。那么,东汉的外戚与宦官专权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
所谓“外戚专权”,指的是皇后、皇太后乃至太皇太后的家族专权。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情况十分简单,在君主制的体制之下,权力高度集中,幼主或庸主在位,得依靠母亲、祖父或舅舅们帮忙。
光武帝、明帝之后,从章帝到灵帝,共十帝，去世时候的年龄都不超过三十六岁,而在世的时候又经常折腾,换皇后、换太子,所以,他们去世后,继位的皇帝都是“幼主”。从章帝的儿子和帝开始,到灵帝,共九帝,继位年龄都在十五岁以下,其中五位甚至在十岁以下,生活都不能自理,怎么办?母亲是监护人,要依靠母亲管理国家。
但是,既然皇帝死得早,皇后成了“太后”,其实都是“少妇”或者是“少母”,既无社会阅历,又无管理经验,只能靠娘家的兄弟、叔伯乃至父亲、祖父,这是既“无可奈何”又十分正常的事情,因而形成了太后或外戚“专权”的局面。由于连续的幼主继位,所以也就形成反复的外戚专权:
和帝时,章帝的皇后窦太后及其家族专权;殇帝、安帝时,和帝的皇后邓太后及其家族专权; 少帝刘懿及顺帝时,安帝的皇后阎太后及其家族专权;冲帝、质帝、桓帝时,顺帝的皇后梁太后及其家族专权;灵帝时,桓帝的皇后窦太后及其家族专权;少帝刘辩时,灵帝的皇后何太后及其家族专权。
那么宦官怎么专权?虽然都是幼年继位,但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在位的时间稍长,活到了青年或壮年。问题由此而出。虽然他们继位之初依靠母亲和舅舅管理国家,却并不愿意做傀儡。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感觉完全可以自立,完全可以由自己来管理国家,但母亲和舅舅却无视他们的成长,总把他们当小孩,不愿意放手、不愿意交权,于是,希望掌权的皇帝和不愿交权的外戚之间的矛盾就一步一步激化了。
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夺权。靠谁夺？皇帝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只有靠自己身边的人。谁?宦官。于是,侍候皇帝饮食起居的宦官,就成了皇帝身边最亲近也是唯一一股能够依靠的力量。所以,从和帝到安帝,再到顺帝,桓帝、灵帝,没有一位不是通过宦官的帮助,从太后、舅舅们手里夺回权力的。
但是,权力虽然夺了回来,如何行使权力,又是大问题,皇帝不能不依靠帮助他夺回权力的宦官。于是,宦官专权就不可避免了。这样,在东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皇帝幼年继位,依靠母亲,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依靠宦官,宦官专权。然后皇帝又是中年乃至青年去世,又是幼主继位,外戚专权;接着又是皇帝长大,联合宦官夺取权力,宦官专权。这就是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
东汉第一个专权的外戚,是窦氏家族。窦氏家族为河西大族。,章帝在位十五年后死了,享年三十四岁。对于后来东汉的外戚专权,章帝是要负责任的。 章帝的长子名叫刘庆,曾被立为太子,因为窦氏的构陷被废,被窦氏育为己子的刘肇为太子,此时才十岁。当然,无论是十岁的太子刘肇继位,还是十三岁的废太子刘庆继位,母后专权都不可避免。
窦氏为太后,最高兴的莫过于窦氏兄弟。如果按当时女子被选入宫的一般年龄,十四到十八之间,此时的窦氏虽为“太后”,也才三十岁上下。皇帝得靠她,她得靠自己的兄弟。章帝在世的时候,窦氏的哥哥窦宪就已经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为黄门侍郎。窦氏虽然贵为皇后,尚知深自收敛,但窦宪、窦笃兄弟却极其张扬,刘姓诸王、诸公主,光武帝的后族阴氏家族、明帝的后族马氏家族,也得避让三分。
章帝死后,和帝十岁继位,窦氏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窦宪为侍中,参与军国大事。特别令人不解的是,章帝死前,竟然以“遗诏”即临终遗命的方式,命窦太后的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另外两个弟弟为中常侍。从此,窦宪兄弟掌握着东汉的军机大政。
一边是窦氏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侧目;一边是汉和帝一天天在长大,并且不动声色地观赏窦氏家族的表演。公元92年农历四月,已经是“大将军”的窦宪,带着无上的荣光,回到了京师洛阳,窦氏家族及其追随者欢呼雀跃,准备迎来更大一轮的加官晋级。但他们没有想到,一直被太后、被窦宪及所有大臣们视为小孩也确实是小孩的十四岁的皇帝,却是少年老成。他在被人遗忘的角落,等待时机,策划对窦氏家族的清算。
公元92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汉和帝一面给窦宪及将领记功,一面发号施令:第一步,命郑众等宦官掌管的宫城禁军紧闭皇城南宫、北宫各城门,收捕窦宪兄弟在禁军中的亲信党羽,统统处死。第二步,命禁军包围窦宪及窦氏兄弟的府邸,收夺窦宪的大将军印绶,解除兵权。为顾全太后面子,暂不处死,改封为“冠军侯”。第三步,押送窦宪兄弟赴各自的封地,令人严加监管,并在适当时机迫令自杀。第四步,清除窦氏家族的宾客、党羽。
整个事件的进程当然不像我们叙述的这样简单,但也没有太过复杂,窦氏家族的专权仅仅只有四年的时间,还没有积蓄太大力量,否则,也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兵不血刃被收拾。 铲除了窦氏家族的势力,如何处置窦太后?没做处置。几年之后窦太后病逝,不少官员上书,不让窦太后和章帝合葬。但和帝显得十分大度，仍然让窦太后合葬敬陵。
和帝虽然亲政,毕竟只有十四岁,事无巨细,均与郑众商议,郑众的权势自然令人瞩目。所以,人们论及东汉宦官的“专权”,首推郑众。但是,和帝虽然少年老成,却也过于老成,老成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施展政治才能,也没有来得及让儿子长大接班,结果又开始了外戚专权。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学之后,儒学成为两汉学术的主流。光武帝刘秀复兴汉室,在洛阳重建太学,到顺帝时,来洛阳太学游学者达三万多人。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带来的政治动荡和官场腐败,引起太学生们的极大不满,他们与正派士大夫相互切磋,指斥时弊,抨击权贵。
太学从此不再只是问经求学之所,也成了议论时局、裁量人物的场所,成了褒扬正义、鞭挞邪恶的场所。这样,逐渐形成了当时的舆论,叫“清议”。被“清议”褒扬的,名气飙升;被“清议”批评的,声誉扫地。并且因此而产生了一批在当时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最著名的是李膺、陈蕃。有人编出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后汉书·党锢列传》)
东汉自和帝时代开始的外威与宦官的交替专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他们经济上侵吞社会财富,政治上把持各级权力,不断地激化社会矛盾,也引起正派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的愤怒。他们呼吁正义,抨击邪恶,形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以改良政治生态为目的的“学生”运动或士大夫运动。
但是,舆论同时把李膺和他的同志推向善善恶恶的极致:志同道合者,相互褒扬;意见相左者,划归另类。这样就把一些希望有所作为又顾及自身利益而依附宦官的官员,作为打击对象。政治家本来应该引导舆论,而不能为舆论左右,舆论固然可以发动群众,但从不对群众运动的后果负责。
结果,舆论声势越浩大,“清流”的力量越孤立,集结在宦官周围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大。公元166、176年,汉桓帝、汉灵帝在宦官引导下,将以李膺、陈蕃为代表的政治上的反对派称为“朋党”,进行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打击,李膺、陈蕃等一百多人被杀,数以千计的人被“禁锢终身”,永不录用。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党锢之祸”。
在强权的打击下，舆论平息了，政治改良没有启动。但是，东汉却无法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老路上继续行进，因为一股没有批评的武器的力量，拿起了武器进行批判，为东汉统治挖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