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小字“阿瞒”,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不仅对其所作所为有争议,有关他的身世家族,也一直是个谜。几年前,有一个课题组宣布,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检测到了曹操家族的“DNA”;还一个部门则宣称,发掘到了真正的曹操墓。舆论界对此大张旗鼓进行了报道,许多历史爱好者也激动不已。
关于曹操的身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得很有技巧: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以晋臣作《三国志》,实为前朝修史,但对于曹、刘、孙三家,对魏、蜀、吴三国,都给予充分尊重。陈寿为曹操修“本纪”,先做结论,说曹操为西汉相国曹参之后,这是尊重曹魏的官方说法,但后面的叙述却在否认前面的结论。 第一，在陈寿的叙述中,真正为曹参之后的,仅仅是宦官曹腾。
第二,陈寿明确示意,虽然曹腾为曹参之后,曹操却与曹参无血缘关系。曹操的父亲为曹嵩,继承了曹“费亭候”的爵位,且通过运用财力官至太尉。但曹嵩并非曹腾的亲儿子,而是“养子”。 既然曹嵩不是出于曹腾家族,那么曹嵩和他的儿子曹操就和曹参没有血缘关系。
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概括:第一,曹操为宦官曹腾养子曹嵩之子,其家族及地位都和宦官脱不了干系。第二,曹腾的养子曹嵩来历不明,所以,曹操的来历同样不明。第三,曹嵩是否知道自己的来历?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但不说。这其中就有我们无法破解的秘密。
曹操从小机警,爱耍心眼,所以被认为有“权数”;游手好闲,放荡不羁,所以不被人看好。曹操的父亲曹嵩似乎对儿子缺少管教, 曹操的叔叔对侄儿的行径十分担心。所以经常在曹嵩面前嘀咕,曹嵩也没少批评曹操。曹操耍心眼了,见到叔叔时故意装成面瘫口歪,叔叔大惊,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说不得了,中风了!
叔叔赶忙告诉曹嵩,曹嵩大惊,让家人把曹操找来,一切正常,根本没有中风的迹象。曹嵩问怎么回事?曹操说,我哪里中什么风啊,是否叔叔看不惯我,所以告黑状?你看看,把叔叔涮了一把。从此以后,没人向曹嵩告状了,告也告不入,曹操继续我行我素。
虽然众人都不看好曹操,却也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位是桥玄。桥玄在当时极具声望。后来,桥玄为度辽将军,领兵平息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上层的叛乱;此后,桥玄历任中外,所到之处,平反冤狱,安抚百姓,一直做到尚书令,这在东汉是最有权势的职务之一,又官至司徒、司空,也就是丞相、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为太尉,曹操自然有机会见桥玄。桥玄对曹操却是刮目相看,说了一段曹操一辈子引以为豪的话:“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是《三国志》的记载。
许子将名叫许劭,是东汉末年最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并以知人著称 。许劭一生,论人无数。他对曹操有十个字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形象,从此就定格在这十个字上。由于曹操生逢”乱世”,所以许劭对他的评价,“能臣”只是陪衬,“奸雄”才是本质。
如果不是天下大乱、世道大变,曹操毫无疑问是可以成为“能臣”的。 二十岁时,曹操就被举荐为“郎”,获得了任官的资格。从此以后，便以“政治家”、“军事家”、“社会管理家”为职业，并以“洛阳北部尉”为政治生命的起点。
东汉把京师洛阳分为六个治安区,称“六部”,各部均设“尉”,管理治安,官阶相当于后世的“正九品”。如果勉强用现在的职务比附,约相当于正科级的公安局长。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就是洛阳北城区的“公安局长”了。
“洛阳北部尉”是洛阳令属下的官员,曹操决心在天子脚下的这个基层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为了震慑歹徒,曹操命人制作了一批硬木棒,添成红、黄、白、绿、黑五色,称“五色棒”。曹操命人将这些五色棒陈列在衙门两旁,有违法者,无论贵贱,乱棒打死。当然,犯什么法可以打死或不可以打死,是应该有法律规定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那就是草菅人命了。
在此后的仕途中,曹操多次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上书谴责时政、抨击权贵。在太学士、士大夫前赴后继反对宦官专权的声浪中,曹操也坚定地选择了“开明”的立场,主张开放言路,纠正弊政。但东汉政权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曹操从此不再多事,只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尽心尽责。
真正给曹操的政治生命带来机遇的,是张角发动的“黄巾起义”。 在镇压黄巾的战争中,曹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所以能够与蹇硕、袁绍一起,同列为“八校尉”,为“典军校尉”。董卓进京,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曹操作为“典军校尉”,实力派,地位显赫,也是董卓拉拢的对象,拟以其为“骁骑校尉”,共图大事。
后来，东汉的文职官员在董卓的胁迫下,和汉献帝一道,被裹胁到了长安;但是,曾经带领过军队的官员们,却纷纷脱离董卓,发展自己的势力。作为“典军校尉”,曹操也逃离洛阳,来到陈留。 曹操到陈留之后,尽散家财,召集旧部,又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并且和袁绍等人组成反董的“盟军”,誓师驱逐董卓,重整汉家江山。在这个盟军中,袁绍是盟主,曹操却是灵魂,处处表现出凛然正气,完全是一位“治世”之“能臣”。
董卓进京之后,公开宣布要废少帝、立献帝。袁绍当即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按剑喝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拔出佩刀,愤然答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罢,“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出洛阳后,立即集结旧部,与董卓对抗,并且成为“盟军”的“盟主”。但是,袁绍这个“盟主”并没有当好。 董卓弃洛阳而去,盟军却没有在袁绍的统领下进取长安,而是因为瓜分地盘打得一塌糊涂。 经过短短几年的兼并,袁绍占有了冀州、幽州、并州及青州,势力范围囊括了今天的河北、山西大部及山东、河南的一部,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力量。
战乱中,汉献帝在一批矢志报效朝廷的官员的保护下,逃出了关中。对于这只已经褪去羽毛的凤凰,袁绍的谋士沮授大感兴趣,认为奇货可居,建议袁绍立即派兵迎请。请来干什么? “挟天子而令诸侯 ”。沮授认为,如果把皇帝控制在手中,天下谁能御之”?这是极有战略眼光的主张,同时诸位注意,率先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竟然是袁绍的部下而不是曹操。
但是,袁绍内心的不强大,使他听从了反对派的意见:“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要这个累赘皇帝干什么?从这个角度看,袁绍的胸怀尚不及董卓，董卓还敢裹胁汉献帝到长安。
但是，袁绍不要汉献帝，曹操要。公元196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到洛阳，把已经逃到洛阳的汉献帝迎请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昌。可以说，是“奸雄“袁绍把汉献帝拱手让给了另外一个”奸雄“曹操。这一予一取之间，表现出当时两位最大的”奸雄“的政治眼光和胸怀气度的高下。从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了争夺更大地盘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