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年正月,汉献帝把年号由“兴平”改为“建安”。公元196年也就是“建安元年”。此时的汉献帝在哪里?刚从长安逃出,临时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曾经的禹王城、战国魏国都城、东汉河东郡治所在地)避难。
汉献帝在被董卓胁持到长安六年之后,经过安邑回到了残破不堪的洛阳。去时十岁,回时十六岁,真是恍如隔世。得到汉献帝到洛阳的消息,曹操亲自率兵西进。在这年的农历九月,把汉献帝“迎请”到了自己的地盘许昌。当时的敌对力量,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把曹操迎请汉献帝说成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初始动机和后续动机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
当时著名评论家对人物的评语是有分寸的。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可以平乱安邦、开创江山的领袖。荀?是“王佐之才”，这是可以辅佐他人平乱安邦、开创江山的谋士。经过一番交谈,三十七岁的曹操大喜过望,说了一句令二十九岁的荀?感动一辈子的话:“吾之子房也!”
荀?把迎请活着的汉献帝,比作刘邦当年祭吊死去的楚怀王,是大得人心之事。这和同一时期沮授劝袁绍迎请汉献帝的说法有些不同。沮授劝说袁绍迎请献帝,为的是“挟天子而令诸侯”。袁绍没有听从沮授的建议,不是不想“挟”,也不是不想“令”,而是担心挟持了天子却无法号令诸侯,担心供着一尊菩萨却约束了自已。
可见,无论是提出建议的沮授还是拒绝建议的袁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两个字:“功利”。但是,荀?劝曹操迎请献帝的理由,却是堂堂正正,甚至可以说是大义凛然。不管客观效果、后续动机怎样,至少在当时,曹操集团展示给世人的,是和袁绍完全不同的两个字:“道义“
当曹操打着“道义”的旗号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当汉献帝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许昌,给人们带来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但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曹操和汉献帝的“蜜月期”并没有维系太久,双方之间就发生了裂痕。
到了许昌,虽然处处受到礼遇,不再有性命之虞、温饱之忧,但环顾四周,形单影只,侍从宿卫、内官外官,几乎全是曹操的人。时间一长,汉献帝心中难免不平,这哪里是做皇帝,不是被关在笼中的小鸟吗?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残垣断壁的洛阳,至少自己可以对一些事情做主啊!
双方都在酝酿情绪,情绪终于爆发了。一天,曹操因事进宫见皇帝，君臣二人话不投机,献帝沉不住气,说了一句很伤感情的话:“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后汉书·皇后纪下》)曹公如果愿意继续辅佐,十分感谢;如果不愿意,那就拍手两散,让我回洛阳去吧!皇帝公开发布这种言论,让曹操大吃一惊,退出之后,发现自己竟然惊出一身冷汗。
接下来的一件事情令曹操极其尴尬、极其恼怒,也直接造成了曹操形象由“能臣”到“奸雄”的转变。 年近二十岁的汉献帝竟然亲自写下诏书,让董贵妃缝在一条衣带之中,由皇帝赐给董贵妃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由董承带出宫去。由于诏书是缝在衣带中秘密带出的,所以被称为“密诏”,或直称“衣带诏”。
由董承带出的这条“衣带诏”的主要内容,令人触目惊心。汉献帝不甘心做傀儡皇帝,让董承联络各方面的力量,诛杀曹操。董承既是董贵妃的父亲,又是献帝祖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人称“国舅”。从洛阳到长安,从长安又到洛阳,董承一路上保护汉献帝,忠心耿耿,所以被封为“车骑将军”,女儿被立为贵妃。
《三国志》说董承自称有“衣带诏”,是曹魏的官方说法。原因是:第一,董承等人的密谋泄露之后,为了保护皇帝和女儿,咬定是自己所为。第二,董承的态度正是曹操所需要,避免和皇帝矛盾的公开化。所以,董承等人被灭门的时候,公开罪名是“谋反”。“谋反”是意图推翻皇帝,这两个字用在曹操身上倒是有人相信,但说董承谋反不是自欺欺人吗?
在解决了北方几个对头之后,袁绍挥师南下,打算一举把曹操灭了。曹操也不示弱,领兵北上。双方在现在河南省的滑县、原阳、中牟一线形成对峙。 当时的形势对曹操有些不利。袁绍集团雄踞河北，兵强马壮，无后顾之忧；曹操占据的以许昌为中心的河南,却为“四战之地”。
何为“四战之地”?东部有被曹操称为“天下英雄”的“皇叔”刘备及其他势力,东南有经营江东的孙氏兄弟,南边有“汉室宗亲”刘表的势力,西边有以韩遂、马腾为首的关中“诸豪”。这些势力都对曹操独占汉献帝不满。袁绍起兵南下,这些势力便准备趁火打劫、抢占曹操的地盘。偏偏这个时候,还出了该死的“衣带诏”。
但是,曹操自己却对战胜袁绍充满信心,谋士郭嘉更从种种的不利之中,看到另外一番景象,通过对双方主帅的分析,指出曹胜袁败的十大因素:第一,道胜。袁绍“繁礼多仪”,喜欢做表面文章;曹操“体任自然”讲究实效。所以,袁绍得到的是“面子”,曹操得到的是“实惠”。第二,义胜。汉献帝在许昌,袁绍进攻许昌,属“逆动”。
第三,治胜。汉末政失于宽,袁绍“以宽济宽”,失于放纵;曹操“纠之以猛”,申明法纪,所以号令严明,将士听命。第四,度胜。袁绍“外宽内忌”,表面大度,其实小心眼,任人唯亲;曹操“外简内明”,不轻易许愿,但“唯才所有”,所以人尽其才。第五,谋胜。袁绍“多谋少决”,优柔寡断;曹操庙堂决策,前方应变,不拘一格,所以处处占有先机。第六,德胜。袁绍出身名门,身边多粉饰之徒,相互吹捧;曹操诚心待人,自处节俭,信赏必罚,所以人皆乐为其用。
第七,仁胜。袁绍见人饥寒,怜悯形于颜色,但流于作秀 ;曹操对于身边的小事看似并不经心,“虑之所周,无不济也”第八,明胜。袁绍驭下无方,大臣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曹操“御下以道,侵润不行”,凡是拉关系、走门道的,统统不能得逞。第九,文胜。袁绍讲情面,不讲是非;曹操不讲情面,只讲是非。 第十,武胜。袁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曹操“以少克众,用兵如神” 。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展开决战。由于战争以中牟“官渡”一带为中心,所以被称为“官渡之战”。 战争的过程,充满着变数。正是在这些变数中的随机应变,曹操化被动为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列举三个关键性环节。第一,闪击刘备,除后顾之忧。 刘备趁着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垒之时,公开“衣带诏”,声言讨伐曹操,在现在的山东、江苏与河南交界的地区抢占地盘,队伍扩充到几万人,并且派遣使者与袁绍结盟,成为曹操的“腋肘”之患。 曹操利用还没有和袁绍正式开打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了刘备。等到袁绍回过神来,曹操已经带着得胜之兵,回到官渡。
第二,声西击东,解白马之围。颜良、文丑为河北名将,勇冠三军。袁绍命二人率军渡过黄河,进攻白马,即现在河南滑县以南一带 。曹操派出军队,从白马以西约一百里的延津渡黄河,摆出夹击的态势。袁绍从白马调文丑往延津,迎击曹军。但曹操出兵延津为虚招,自己率领精锐,直扑白马。
颜良所部猝不及防,顿时大乱。颜良正要列阵迎敌,但见一匹快马直奔而来,还没有看清对方的样子,就稀里糊涂被杀了。主将一死,袁军溃败。谁杀了颜良?投降了曹操的刘备部将,关羽关云长。杀颜良也成了关羽一生之中最得意的杰作。解了白马之围,曹操立即回师延津,文丑在混战之中被杀。
第三,突袭乌巢,断袁军之粮。袁绍亲自统领大军,渡过黄河,向许昌进发,被曹操军队堵在了官渡,地点在今河南中牟县内。此地在曹操的势力内,却远离袁绍的后方。所以,粮草的运输和供给成了袁绍军队的大问题。
先是袁绍的几千辆运粮车,被曹操派兵全部烧毁。接着,在袁绍叛将许攸的指点下,曹操亲自率军乘夜突袭袁军屯粮所在地乌巢,烧毁全部屯粮。 曹操乘势全线攻击,袁军溃败,阵亡及降后被坑杀的袁军达八万人,随袁绍逃回的据记载仅八百余人。袁绍悔恨交加,不久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