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基本观点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二战”以后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也随之结束。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意识形态，而是在文化，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文化的冲突将决定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命运。哪些文明或文化将决定世界的格局、人类的命运呢？亨廷顿列出了七大文明：中华文明（即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斯拉夫文明（即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或重新崛起的非洲文明。
亨廷顿列出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使我们有了一个认识中华文明的新视野，提醒我们在讨论和研究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时候，需要有国际的视野、全球的视野。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的生存和进步，都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被认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同时，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又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比起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文明，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无疑也具有自身的特点。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特点有三。第一个特点是历史的“悠久”，第二个特点是发展的“无间断”，第三个特点是记载的“详密”。
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察和研究，为我们描述了中国人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在距今四千万年的时候，中国境内有了“曙猿”。它们的化石是在江苏溧阳和山西垣曲被发现的。到了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云谋人、距今七十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距今二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手脚开始分工了，可为直立行走了，也可以说，像个人样子了。 但是，虽然像个人的样子了，活得却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野兽。为什么呢？牙齿、皮毛在退化，对饥饿和寒冷的抗御能力在下降。那怎么办？一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他们在那个时候发现并利用了一种自然物：火！
那个时候的火，完全来自“天上”，当然也来自“地下”。来自天上的火是通过雷电、陨石产生的，来自地下的火是通过火山爆发产生的。对于人类来说，火太重要了。有了火就有了光明，有了火就可以御寒；有了火，牙齿差一点儿也没有问题，因为可以由生食到熟食了，更有许多本来不可能吃的东西成了食物。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逐渐由逃避火、畏惧火到接近火、亲近火，再到保留火种，到离不开火了。
到了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不但利用天然火，还发明了“生产”火的技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钻木取火”。考古学家们还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到五千年间的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吊桶环、河南渑池的仰韶、陕西西安的半坡，还有浙江余姚的河姆渡等等人类文化遗存中，发现我们的先人已经在种植作物（水稻、小麦等）、饲养动物、制作器物、缝制衣物，并且走出洞穴、建造房屋、形成村落。一句话，由过去完全依赖自然，到逐渐改造自然了。
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提供了现代科学的依据。同样，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的这些发现，也可以从古代文献中得到支持。因为这些发现，多发生在文献记载中的中国上古“三皇”时代。在古代文献中，“三皇”的传说有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皇”为“燧人”、“伏羲”和“神农”。燧人为“燧皇”，伏羲为“羲皇”，神农为“农皇”，也就是天、人、地三皇。为什么这样说呢？
“燧人”的关键在“燧”字。中国汉字赋予“燧”字的含义是取火的工具，也可以理解为取火的行为。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教人熟食，给人带来光明。“火”为“阳”，阳为天，所以，燧人这个“燧皇”实为“天皇”。“伏羲”教人结网渔猎，从自然界获取食物；又教人割皮为衣，抵御寒冷。这样，初步解决人的“衣”与“食”的问题，是人的“衣食父母”。而且，伏羲演绎“八卦”，教人应对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以，“羲皇”伏羲当是“人皇”。“神农”呢？神农教人制作农具、种植作物、饲养动物，将自然物转化为生产物，减少对自然的依赖；又遍尝百草，为人治病。所以，“农神”神农应该是“地皇”。这位“神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炎帝”。在“三皇”时代，还有诸多有贡献的人物，其中一位叫“有巢”，有巢带领人类从洞穴中走了出来，住进自己搭建的屋子。
古人根据口耳相传的传说和对人类发展的理解，创造了燧人、伏羲、神农等形象和符号。通过这些形象和符号，竟然描绘出了中国古代人类从“猿”到“人”、彻底与动物分离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生食到熟食，这是“燧人”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由赤手空拳到制作工具谋求衣食，这是“伏羲”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由完全依靠自然物到种植作物培育动物，这是“神农”的阶段。可以说，经历了“三皇”的时代，人才真正成了人的样子。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五帝”，取最为流行的说法，依次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黄帝的部落当时在渭水流域活动，但他们是沿着渭水的另一条支流“姬水”而居，所以以“姬”为姓。这条“姬水”即今在陕西武功县入渭河之漆水，另一种说法是，姬水是黄陵县入洛水之沮河。这个部落的首领黄帝和另一个部落的首领炎帝一样，也带领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同时还带领人们建船造车，所以又称其为“轩辕”。渭水流域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称其为“黄帝”。
到了炎帝、黄帝的时代，文献记载的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大抵上进入了考古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经过许多年的发展，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落，先后迁徙到了现在河南的西部，又先后渡过黄河北上，至现在的山西、河北的南部。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发生了冲突，双方在“阪泉之野”爆发了多次战争，最后，炎帝部落战败，融合到了黄帝的部落，成为“炎黄”部落联盟。
炎黄部落联盟在拓展的过程中遭遇了蚩尤的部落。这个蚩尤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名称是“九黎”，是来自江淮一带或长江流域的“东夷”部落。为了争夺在黄河下游的生存地盘，以黄帝部落为主体的炎黄部落联盟和蚩尤部落联盟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这次战争的时间持续了三年之久，场面也极为惨烈，最终部落打败了蚩尤的“九黎”。“九黎”部落战败后，一部分融合到了炎黄部落联盟之中，另一部分南迁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云梦和彭蠡，即今天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形成了“三苗”部落，这个“三苗”接下来建立起了强大的楚国。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炎帝”还是“黄帝”，或者是“蚩尤”，以及其他类似的称号，一方面是特指各部落的某位杰出首领，同时又应该是该部落首领的统称。也就是说，这个部落的第一代、第二代一直到末代首领，都是“炎帝”、“黄帝”或“蚩尤”。炎、黄、蚩尤的部落虽然是分别从渭水流域和江淮一带来到黄河下游，但在当时，他们的迁徙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而是一路寻求更好的生存究竟，辗转而来。这个辗转过程，也许是数百年，也许上千年，领袖的更替也就有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现在的一些事情感到奇怪了。比如，为什么在陕西宝鸡有“神农祠”、“炎帝陵”；山西高平又有神农镇，湖南株洲还有炎陵县，并且各建有炎帝陵，难道一个炎帝埋在了三个地方乃至更多的地方？这种做法虽然确有争夺旅游资源之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文献依据，并非完全凭空虚构。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陕西宝鸡的“神农祠”、“炎帝陵”祭祀、埋葬的应该是早期的炎帝，而在山西、湖南的“炎帝陵”，埋葬、祭祀的却是后来的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