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死后不久，田氏取代姜氏成了齐国的主人，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魏国更是一马当先，崛起中原。领导魏国发展的是主持魏氏务长长达五十年的魏文候魏斯。这是一位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老成练达的政治家，我们只需看看他在位期间的用人，就知道魏国为何能够强大。
在“战国”的硝烟中，魏文候竟然出人意料地拜一位“儒者”为老师。这位老师姓卜名商字子夏，史书记载一般称之为“子夏”。魏文候请子夏这位老师，不是“务实”而是“务虚”，聊聊天、讲讲学，讨论人生与社会，讨论治国的理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务虚”，它可以为“务实”指明方向、建立名分；也千万不要小看这“做人”的道理，它是“做事”准则。对于战国时代的频繁战争，这就代表着“文化”、代表着“文明”。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而且是高寿，对于孔门弟子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接踵而至的，是子贡的弟子田子方，以及鲁国的谷梁、齐国的公羊等等。后来还有一位更加著名的人物，那就是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在魏文候死后来到了魏国。魏国成了当时中华大地上的文化中心，对当时的各诸侯国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击。
魏文侯的伟大，是既尊重学术，又不过于干预学术，更不让卜夏等学者掌握政治权力。魏文侯也许明白，第一，这些人可以玩虚的，干实事并不当行，如同他们的老师孔子。第二，一旦他们掌权，那就意味着魏国的学术也走向死路。学术和权力是两条道，不能交叉。
对于“战国”之一的魏国，光养着“务虚”的学者是远远不够的。魏国要在“战国”立足，要在“战国”崛起，就需要大量办实事的人。经过魏文侯的诚意延揽，卫国人李悝、吴起来了，前者是战国时期第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后者是战国时期第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平民出身的乐羊、西门豹被请进了庙堂，前者为魏文侯灭了中山国，后者演绎了“治邺”的故事。“戎狄“出身的翟璜来了，成了魏文侯首席谋士。？
这群人在魏文侯的亲自导演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拉开了魏国崛起的序幕。我们只能说说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位：李悝可以说是魏国崛起的总设计师，人们把他在魏国的所作所为，称为“李悝变法“。”谷贱伤农“之类我们耳熟但未必能详，又常常被忽略的概念，正是李悝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的。丰收则谷贱、歉收则谷贵，这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自然状态，却又常常因此引发社会动荡。
李悝因此提出“取有余以补不足“的主张，丰年由政府平价收购农民的剩余粮食，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致“谷贱伤农”；饥年政府以平价卖出粮食，保护非农业人口的利益，不致“谷贵伤民”。两头安定了，社会稳定了，国家也就太平了。
但是，这个设想固然好，国家进行调剂需要经济实力，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储备粮。怎么办？李悝有配套措施，这个措施叫作“尽地力之教”。国家指导农民、督促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农民的粮食多了，政府的税收也可以得到保证，既可以养兵，也可以备荒。这是李悝在魏国进行政治改革的第一件大事，发展生产，“富国富民”。
李悝在魏国进行政治改革的第二件大事，是修订法律，以法治国。在郑国子产“刑书”和晋国赵鞅“刑鼎”的基础上，根据魏国的实际情况，李悝制定《法经》六篇。李悝政治改革的第三件大事，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具体措施是除“淫民”。什么是“淫民”？淫民就是好逸恶劳、放纵奢侈之民。李悝认为，这些人的存在对社会危害极大，导致人们不是努力奋斗，而是比奢侈、拼出身。李悝的药方是“夺其?以来四方之士“，取消他们的俸?，招徕各国人才，奖励为国家办事的人。
李悝的政治改革，成就了同样来自卫国的军事家吴起。魏文侯把吴起放在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岗位上，让他领兵与正在向东扩张但又陷于内部矛盾的秦国抗衡。吴起不辱使命，不但阻止了秦兵的东进，而且连续攻占泰国的五座城池，在此设置西河郡。西河地处黄河之西，所以称“西河“，又称”河西“（包括今陕西省黄河和洛水南段之间的韩城、合阳等地）。这块地方人口稠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不仅成为魏国阻断秦后东进的军事重镇，还成为魏国的财赋重地。
吴起在魏国训练了一支精锐部队，叫“武卒“。”武卒有以下要求：第一，全副武装，包括防身盔甲、佩剑长矛、一张拉力为三石的强弓和五十支箭；第二、背三日之粮；第三，在以上情况下，半天之内行军百里。
李悝、吴起等人能够在魏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是因为有一位把握全局、知人善任的魏文侯。魏文侯死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仍以吴起为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有个“贪”字，但吴起不是贪财而是贪权。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吴起的这个问题没有暴露，魏文侯一列，暴露了。
魏文侯死后，其子继位，是为武侯，任命田文为相。吴起不高兴了，拦着田文，连续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敦与起？第二，”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敦与起？第三，“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请问：治军、治国、与各国争雄，众多哪一点比得上我？对于吴起连续三问，田文用了三个字回答：”不如子。“我没一样比得上你。
吴起这就更要理论了：既然你没一件比得上我，为什么做相国的是你而不是我？田文显得胸有成竹，他只向吴起提出了一个问题：“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值此主少国疑之际，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你合适呢还是我合适？吴起沉默良久，承认：这一点我真不如你，这相国还是应该你来做。。
田文死后，魏国的相国之位仍然没有吴起的份，给了一位名叫“公叔痤“的韩国贵族。公叔痤有能力，也有一定声望，但有些小心眼。公叔痤怕吴起看不起自己，于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伎俩，使得魏武侯对吴起产生猜疑，吴起被迫远走楚国。
公叔痤病重之时，魏国的国君已经是魏惠王了。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位年轻人当接班人，魏王有些迟疑，公叔痤于是对魏惠王说：希望您认真考虑的我建议，但魏王仍然不置可否。公叔痤急了，说如果您不打算用他，那么就把他杀了，以免他流落到邻国，成为魏国的祸害。
魏王出门就对随从说，你们看看，这公叔痤真是老糊涂，我国人才济济，他却让我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还说如其不然，就杀了他。哪有这样的事呢？真是糊涂啊！公叔痤死后，这个年轻人离开了魏国，来到了秦国，帮助秦国从落后到先进。从此魏国再也没有太平之日。此人复姓“公孙“，单名一个”鞅“，由于来自卫国，所以也叫卫鞅；后来秦国给了一块封地”商“，所以人们称其为”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