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平定了“三监之乱”后，西周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成王及其子康王在位的时候，有记载说是：“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成王在位二十二年、康王在位二十五年，除去周公东征的几年，加在一起也就是四十多年，西周的统治，周天子的权威在经过半个世纪之后，重新遭到挑战。
康王去世之后，儿子昭王继位，受到了来自南方诸侯的挑战。昭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南巡至渗水并死在了那里。昭王死后，儿子穆王继位，受到了来自西部民族的挑战。穆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发动了战争，但并没有取得效果。穆王之后，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相继，到了厉王，挑战一直在继续。这些挑战来自何方？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来自被周天子“赐土赐民”并曾经拥戴周天子的诸侯；第二，来自周天子统治下的“平民”；第三，来自散布在各地的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
经过几十年的和谐进步、协调发展，不仅周王室直接控制下的京畿地区在发展，诸侯国控制下的各个地区，经济文化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那么，发展以后给西周带来了什么麻烦呢？第一，“天子”和“诸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激化。第二，诸侯与诸侯、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激化。第三，京畿内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激化。
所有这些矛盾，都可以视为对周天子的挑战。为了维护权威，对于不买账的诸侯，周天子不得不和当年的夏王、商王以及周公一样，对他们进行讨伐。然而，周天子的军队未必每次都能战胜诸侯。这样，诸侯们就越来越觉得，周天子也未必那样强大、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不听话的也就更多了，周天子的权威自然也就日渐衰弱了。
衰弱了怎么办？有想法的周天子总是想重振雄风，周厉王就是这样的周天子。但是，要重振雄内，要重温强国梦，就要有强大的军队，直接面临着的就是经费问题，那怎么办？周厉王有自己的办法，因为他手下有高人。
周厉王手下的高人名叫荣夷公。这位荣夷公本来也是诸多诸侯国中的一位国君，他的这个诸侯国的国名叫“荣”，也是姬姓子弟，地位很高。厉王的时候，这位荣夷公是卿士。对于经费问题，荣夷公提供了一个字的办法，那就是“夺”。夺有两种夺，一是迅速抢占那些贵族及平民还没有来得及占有的资源，把这些山、这些水、这些土地先行占有；二是向正在被贵族和平民占有的资源伸手，要求共享这些资源。这个行为在当时大概属于“创举”，因为无论是夏舛还是商纣，虽然都有夺取物品的行为，但都没有垄断资源。人们普遍认为，厉王的行为显然是“与民争利”，它既冲击了利益底线，也冲击了道德底线。
因为，从周文王到周武王，从周公到成王，所有向上天发布的祭文、向民众发布的诰文都在宣传一个神话，说周天子受命于天，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所以，他应该保护人民，应该在各种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而此时，周天子却成为了利益的一方，因此他的道德形象就轰然倒塌了。既然德配不上天，那么你的合法性就要遭到质疑。通过国家的强制，让国王垄断资源，这就是与天下人作对，这样的国王、这样的国家，还能长久吗？
但话说回来，周厉王和荣夷公的做法，尽管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与民争利”，却反映出一种趋势，一种国家垄断资源的趋势。这个趋势在此后我们讨论管仲、讨论汉武帝时将要涉及，因为从那时开始，它将成为中国历代集权统治、专制君主的经济基础，成为一种经济“常态”。
社会舆论在威力是巨大的。一方面是财源滚滚，一方面是怨声载道，周厉王名声、西周政权的名声也在财源滚滚的过程中越来越狼狈了。怎么办？周厉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用暴力对付舆论的统治者。在高压政策下，没有人敢发牢骚、说怪话了，负面舆论一时间销声匿迹了。周厉王耳根清静了，很高兴。他把曾经劝他不要把利益之网收得太紧的召公招来，非常得意地说，你看看，如今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吧！
召公是周厉王的辅政，名虎，所以叫召公虎。召公虎看着周厉王得意扬扬的样子，说出了一个著名的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让民众说话，犹如泄洪。洪水有出口，灾情才能控制；民众有说话的地方，不满才容易宣泄出来。但周厉王正沉浸在财富滚滚而来，民众道路以目的自我满足之中，根本听不进召公的劝说，继续我行我素。
周厉王在位的第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民众运动，当时称为“国人暴动”。。
这个时候的周厉王怎么办？他和一切统治者一样，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应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立即和民众对话，进行解释，争取获得谅解，但周厉王不敢面对群众；第二种选择，镇压。但镇压是需要军队的，王宫的卫士本来就是在平民中征集来的劳役，也对周厉王的所作所为不满，也加入到国人的行列，并引导入宫，这样就无法镇压。剩下的只有最后一条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于是，周厉王带着一些随从，落荒而逃，一直逃到了距离镐京有千里之遥的霍。这个地方我们曾经说过，说周武王死后，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了“三监之乱”。这个霍就是当年霍叔的封地，现在山西的霍州。这个时候人们信任的，是曾经劝说过周厉王的召公虎，由他和周公（当然是后世周公）共同管理这个国家。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国人暴动”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一个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的局面，称之为“周召共和”。
这一年，《史记》称之为“共和元年”，公历则是公元前841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既是因为这一年，民众用集体的力量，赶走了一个自己讨厌的国君，表现出了人民的力量，还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从这一年开始，直至今天，中国的历史记载主体脉络清晰，从未间断。这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历史上的纪年办法有多种，最常用的是以帝王年号纪年，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明太祖的年号是“洪武”、清圣祖的年号是“康熙”，于是就用贞观元年、洪武二年或康熙三年来进行时间的定位。在西方，则是把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此后便是公元2年、3年，一路下来。耶稣诞生之前，则为“公元前”，比如共和元年，距离耶稣诞生还有841年，所以我们说是公元前841年。
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习惯用帝王年号来纪年，这样更有历史感。但是，我们又把帝王年号和公元年对应起来，这样就容易站在当代的立场看待中国历史。比如，国人暴动是在公元前841年，那是发生在距今两千八百多年前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在距今两千八百年前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人们在干什么？比如古希腊，相传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6年）；比如古罗马，相传在这个时期开始建罗马城（公元前753年）。而另外一些文明古国，如建起了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这个时候则正陷入分裂并面临外族的威胁，有些和西周相似。于是，我们可以有一种全球的眼光，可以站在全球史的立场上，来讨论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