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下)--王树增著  第十五章 平津战役:坦克驶过东交民巷

 坦克驶过东交民巷(1)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社南京电:“昨日上午十时许,京(南京)市感觉轻微地震,为时约十余秒,室中水盂动荡,座椅也摇晃。”对于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来讲,真正的地震是两条消息:一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二十九个小时攻占了天津;二是十四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这是对国民党提出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正式回应。

    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

    一月十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

平津战役总前委组成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由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移至通县宋庄。

    十三日,傅作义获悉解放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总攻,急忙派华北总部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前去与共产党方面谈判。邓宝珊、周北峰、副官王文焕、参谋刁可成一行四人乘车出德胜门,过土城到防御前沿下了车。前边有几匹马拴在树上,共产党方面接应他们的人已等在那里。越过前沿战壕,继续骑马前行,在清河镇换乘吉普车,行驶一个多小时后,车停在通县西面五里桥村的一座院子门口,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在门口迎接。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我们已下命令了。”邓宝珊又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多久?”

林彪说:“三天。”邓宝珊说:“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聂荣臻说:“三十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聂荣臻告诉邓宝珊:“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当天夜里,邓宝珊的电台截获陈长捷发往北平的电报:“天津起火了。”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灭火。”此后陈长捷那边就再也没声音了。天快亮时,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告诉邓宝珊:“天津战事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几乎一夜未睡的邓宝珊说:“不打就好了。”

    天亮了,谈判正式开始。参加谈判的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邓宝珊和周北峰,苏静和刁可成担任记录。林彪首先指出:“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和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随即,林彪提出三个条件:一、限傅作义部一个军一月二十一日开至北平城外十五至三十公里地区,其他部队再陆续开出;二、在德胜门设立开出傅作义部队的联合指挥所;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邓宝珊表示可以照办,同时提出三个问题:一、共产党方面可否派出代表与他一起回城;二、傅作义起义之后的去向;三、自己可否接替傅作义完成对其部队的改编。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回答是: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随邓宝珊一起回城;只要傅作义能站到人民一面,共产党方面是不会亏待他的;解放军还是“希望傅作义继续办理北平和平解放事宜”。

    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谈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总部和部队团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此时所谈及的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只涉及北平的部队,关于绥远的部队,林彪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但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整回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

    十六日,五里桥村内就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已达成初步协议;天津议会大楼门前已挂出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管会”的牌子;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检阅首都军警三万人之后回到官邸,嘱咐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经理把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接着他给北平的傅作义发去一份电报,请求傅作义在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协议之前给他的嫡系军官们留一条生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由两个主力师编成于抗战期间的长城脚下。国民党军著名将领钱大钧、汤恩伯、王仲廉都曾出任该军军长。此时,第十三军隶属石觉的第九兵团。傅作义复电:“遵照办理。”然后,他让王克俊给林彪发电报,通报蒋介石的电报内容,“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

    中午,傅作义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北平的学者教授们吃西餐,他的参谋长李世杰称这一举动为“最后一席话”。北平城内除已经南去的著名学者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袁敦礼、袁同礼外,留下的二十多位社会名流前来一聚,傅作义问大家对时局的看法,徐悲鸿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杨人?教授说:“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晚上,国民党北平前市长何思源来了。内战初起时,何思源由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调任北平市长,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极度厌恶,他与蒋介石安插在北平的特务不断发生矛盾,一九四八年六月被蒋介石撤职,自此赋闲在家。何思源警告傅作义,说如果命令军队抵抗下去,将是很危险的事。就在何思源和傅作义谈话的时候,中央军委的电报到达平津战役总前委。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了一封致傅作义的公函,措辞之严厉类似最后通牒。公函的前半部分历数傅作义部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将内战爆发以来傅作义部攻占解放区的七十七个市、县、镇、村一一列举,同时指出,天津本有希望和平解放,最终被迫使用武力完全是傅作义的责任。信函的后半部分,为傅作义指出两条“自赎”之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二是离城接受改编,并为此规定了最后期限: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和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