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下)--王树增著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

  慢慢地陷落(2)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