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奇特的战场景观: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使日军日夜不宁,岌岌可危;在正面战场,抗日军民英勇抗击,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两个战场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又分别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两个战场的战争奇观为什么能够出现?它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什么意义?正面战场为什么由一开始的主要战场变为次要战场,而敌后战场却上升为主要战场并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战争谜语,我们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傅吉庆的研究成果中,找到了谜底。

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控制全国资源,拥有200余万人的正规军,且装备水平远远高于八路军、新四军,理所当然地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八路军、新四军数量少,装备极差,但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所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这种分工是统一战线在军事战略布局上最为成功的体现。

全国抗战开始,在敌军长驱直入、友军败退之际,八路军挺进山西前线,首战平型关,歼敌精锐1000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后第一个大胜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沉重打击敌人,掩护友军的退却。太原失陷后,友军南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尔后,依托山区,发展平原,迅速扩展到晋、察、冀、绥、鲁、豫等省广大地区,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当敌军攻占上海、南京继续西进之际,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配合友军作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华南,当敌军攻占广州和海南岛时,我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形成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七七”事变前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东北敌后战场,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关内抗战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防御阶段相互积极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使抗日战争经过15个月就迫使敌人停止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要力量用于攻击我敌后战场,战略重点转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样,坚持抗日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也就逐步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在日本诱降、英美劝和的影响下,开始把它的主要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日逐渐消极,而反共却日趋积极,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并派遣游杂武装返回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搞军事磨擦,争夺地盘。不仅如此,其所属还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军,充当伪军,与日军协同进攻我军和抗日根据地。自193810月至1944年春,5年半时间内,日军对正面战场只进行了10余次有限攻势。而正面战场数百万国民党军,除1939年主动发起一次有限的冬季攻势和以一部兵力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外,再未主动进攻敌人。尽管敌人以主要兵力压在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它也无动于衷,从未采取策应敌后战场的作战行动。特别是1944年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再次溃败,丧失大片国土。这足以证明国民党正面战场已失去主要地位,降为次要战场。

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敌、友、我三方情况和敌后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并根据这一任务调整战略部署。决定八路军三个师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和山东,以巩固平原根据地和发展壮大自身。为了发展华中,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共同开辟苏北,打通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联系,以适应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我党我军面临敌、顽夹击的新形势。到1940年百团大战前,我军已发展到50余万人,根据地人口近1亿。敌后战场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两个战场功不可没。两个战场抗战的历史昭告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独立、要富强,要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精诚团结,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