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征战纪实---井冈山斗争

 

国民党大规模“围剿”井冈山,“围魏救赵”之策失败

 

1928年底,湘赣粤三省的敌人,集中了6个旅、18个团,共3万人的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充分准备,兵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国民党集中如此兵力向井冈山进攻,还是第一次。192914日,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红5军军委在宁冈柏露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如果红军全部人马都死守井冈山,在强敌进攻面前,极有可能全军覆没。为打破敌人的进攻,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红军一部守山,一部向外突围,改为外线作战,减轻井冈山的压力,以解井冈山之围。这种打法叫做“围魏救赵”。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28团、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突围下山;红5军一路苦战极需休整,与红432团(袁文才、王佐部)一起留下来守山。为了指挥统一,红5军暂编为红430团,彭德怀任红4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全权指挥守山部队。

留下来守山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对此,在红5军内部是有分歧的。据彭德怀后来回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主要是彭德怀和恽代远。彭德怀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116日,也就是主力下山的第三天,井冈山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彭德怀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程度。根据情报,进攻井冈山的敌人,全部兵力为1214个团。每团平均以2000人计,当在2400028000人之间。红5军只有800余人,加上袁、王的500人,也不过是1000多人。敌我兵力对比为201

126日,经过了10天精心准备的两万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全面的攻击。敌人的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泥湖。残酷的战斗进行了33夜,敌人以优势的兵力,轮番进攻。

29日凌晨,突然黄洋界的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红军顿时腹背受敌。原来,进攻黄洋界的敌人,用200块大洋买通了一个叫陈开恩的农民。陈开恩带着敌人,避开红军的正面工事,沿着一条乱石成堆的小溪,从黄洋界右侧的后面,窜到了小井村。

红军的医院就设在小井村。敌人用机枪对着重伤员扫射,100多名红军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敌人又从小井村向守卫黄洋界的红军发动了袭击,红军的工事落入敌手。很快,其它哨口也相继落入敌手,井冈山已经守不住了。为避免全军覆没,彭德怀果断下令:突围!

这时,两万多名敌人已经沿着五条上山的小道冲了上来,红军无法从任何一条道路下山。彭德怀率领能够集合起来的部队,约500人,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走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夜,终于突破了敌人的第一层包围。在烂草田,红军击破了敌人的阻击小部队,突破了第二层包围。第三天,部队在大汾与敌人遭遇,彭德怀集中所有的兵力于一点,冲过了敌人的伏击阵地,终于突破了第三层包围。

19294月,突围下山的红5军辗转赣南,终于在瑞金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第二次会师。毛泽东见到彭德怀,说了一句令彭德怀十分感动的话:“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4军主力下山之后,进展顺利,一枪未必便占领了位于湘赣粤三省交界处的大庚县城。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进攻大庚,可以吸引包围井冈山的敌人来追。从而解井冈山之围。然而,红4军的下山,只吸引了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的敌人。大部分敌人仍然在围攻井冈山。

“围魏救赵”从一开始就没有奏效。相反,一连串的失利却从大庚开始了。

大庚的环境已经与井冈山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没有群众斗争的基础,甚至连个报信的群众都没有。红军进占大庚是123日。124日,追敌李文彬部悄悄逼近大庚,红军却一无所知。

黄昏时分,完全了进攻准备的敌人突然发动猛攻,红军来不及集中便仓促应战。林彪任团长的28团首先被敌人突破阵地,部队节节后退。28团是红4军的主力,这一撤退给整个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毛泽东正遇上了撤退中的林彪。毛泽东一把将林彪拉过来,命令他立即组织力量顶住敌人。林彪面有难色地说:“部队已经撤下来了”毛泽东大怒:“撤下来也要拉回去!”林彪带着身边的几个人杀了回去。

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反击不顺利,最终形成了溃退的局面。这一仗,部队损失很大。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8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

21日,红4军来到寻乌的吉潭,在一个名叫圳下的小村中宿营。拂晓时分,突然又是枪声大作。刘士毅部1个旅的敌人,兵分数路,向圳下发动了袭击。又是一个仓促应战,一部分敌人很快插进了红军的腹地中。

枪声惊醒了尚未起床的毛泽东,这时敌人的先头分队已经越过了他的住房。他当即带着警卫员乘着昏暗和混乱,冲出了村外。朱德冲出屋门的时候,一群敌人已经冲到他面前。他的警卫员挡在他的面前先敌开枪,将敌人撂倒一片,自己也中弹牺牲。朱德从警卫员身上摘下冲锋枪,在敌我混战中夺路冲出。陈毅当时正在吃早饭,听到枪声,他披着大衣就往外跑。刚跑了几步,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扯住了他的大衣。陈毅急中生智,将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了这个敌人的脑袋,自己乘机脱身。

到了寻乌的罗福嶂之后,红军暂时摆脱了追兵,在此歇脚一天。前委召开了会议,就行动方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4军下山的时候,原想把围山之敌调开之后,便重回井冈山,但现在回山之路已经让敌人给堵死了,只好在赣南一带打着圈子,这样离井冈山越来越远。

前委决定,向东固地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会议刚开完,又接到通知:刘士毅1个旅的兵力又追上来了。红军立即向北朝瑞金方向转移。

红军连战皆败,给了敌人一个错觉,认为红军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刘十毅旅两个团,为了抢到“剿灭朱毛“的头功,穷追不舍,形成了孤军冒进之执。

29日,红军到达了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大柏地一带山峦起伏,有一条十多里长的峡谷,峡谷中间是瑞金通往宁都的大道。大道两旁全是古木参天的山岭。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区。

前委决定:在这里打一战。红军在这里布下了一个长形的“口袋阵“。经过一场血泊中的恶战,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的两个团全部歼灭。这是红4军下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终于得到了扭转。

大柏地之战后,红军乘胜北上,沿途敌人闻风丧胆,红军不战而下宁都县城,219日到达了东固地区。在东固,红4军得到了一个消息,井冈山已经失守。增援井冈山的计划,已经完全不能实现了。

前委立即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上,前委决定:暂时放弃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也就是大范围的打圈子政策,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

4月,红4军回到瑞金,与红5军第二次会师。随后,红5军重回井冈山,恢复湘鄂根据地,红4军留在赣南放手发动群众,两军互相呼应。一个月的时间里,红4军先后进占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开辟了一大片革命根据地。

6月中旬,闽西红军59团等地方红军编入红4军,称第4纵队。至此,红4军已有4个纵队,兵力扩大到4000多人。编制序列与领导人为:

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朱去卿,政治部主任:陈毅。第1纵队纵队长:林彪,政治委员:熊寿祺。第2纵队纵队长:刘安恭,政治委员:谭震林。第3纵队纵队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蔡协民。第4纵队纵队长:胡少海,政治委员:李任予,参谋长:罗瑞卿。

 

朱德和毛泽东严重分歧及红4军危机

 

1929622日,龙岩县城的一所中学里,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会议争论的主题是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

这场争论,要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红4军军委是19284月朱毛会师时成立的。当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成立前委的同时,又改组了军委。军委隶属于前委,前委领导军委。19291月,红4军主力下山,这时地方工作不多,主要是行军打仗,前委与军委机构重叠,因此,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一度停止了办公,权力集中到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

19294月底,中央派刘安恭到红4军工作。在朱德的建议下恢复了红4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却生搬硬套了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刘安恭主持做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前委是上级党委,军委是下级党委,下级怎么能限制上级的权力范围呢?许多人对此议论纷纷。

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来在井冈山就存在的关于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等问题的分歧,此时又冒了出来。一开始的争论焦点是:军委是否应该设立?主张设立军委的认为:既然叫做“4军”,怎么能没有军委呢?反对设立军委的认为:当前前委的工作重心仍在军队,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一定要在前委下面设立军委,是一种分权主义。

争论很快又转移到了前委上面。不少人对前委的领导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党有没有家长制的倾向?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上级党委是不是包办了下级党委的工作?一个核心的问题则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

68日,在一次前委会议上,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曾任军委书记的朱德,分别站在了不同的一方,这就使分歧更加尖锐了。

肖克将军在《朱毛红军侧记》中,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甚至说“一支枪也要过问党?”毛泽东认为,由于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所以现在的工作没法开展,他提出了辞职,他说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朱德对毛泽东的三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体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几天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具体地说,有人“与党争权”。这几乎是要直接点出朱德的名字来了。此论一出,四军党内争论更加激烈,有些高级领导人不实事求是,主观猜测,偏于一面而轻率发言。林彪在前委会议之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词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毛泽东公布了林彪的信,林彪在会议上说此信专指军委问题,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领导。

4军的“七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于出面,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争论依然十分激烈,相持不下。

大会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的决议案,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了批评。决议认为,毛泽东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而提出辞职不干,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四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作了批评。决议认为,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决议也批评了朱德。决议认为朱德的三条意见中,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决议宣布给朱德以“书面警告”的处分。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78日,毛泽东离开红4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去闽西地方作调查研究,并指导地方工作。这是红军创建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军队。

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到了闽西不久,他便患上了疟疾。毛泽东病得很厉害,几乎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消息传了出去,国民党的报纸便兴高采烈地造出谣言,说“毛匪业已死于肺结核”。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知怎么也得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共产国际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毛泽东,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此时,红4军正陷入了一场更大的危机之中。“七大”刚刚开完,国民党便发动了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本来,红4军前委准备采取“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打法,但到了7月份,又改变计划,决定分兵。除1纵队、4纵队留在闽西外,2纵队和3纵队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

出击闽中,很快就失败了。接着,又向广东东江进军,又以大败告终。出师东江损失1000多人,占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就在红4军陷入危机的时候,陈毅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该信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建军原则等一系列的观点表示明确支持,并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句话,是陈毅按照中央的意见,亲笔写进信中的。“七大”的时候,陈毅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于红4军党内的争论,他采取的实际是一种调和的态度。在上海的两个月,陈毅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远胜同辈的睿智和坚定。

这时,朱德也深切地感觉到,毛泽东的许多意见的确是很有远见的,红4军离不开毛泽东,他也离不开毛泽东。当陈毅向朱德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时,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

1126日,毛泽东来到了汀州,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19291228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八个决议,总称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