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征战纪实---毛泽东失去兵权及反围剿失败

 

王明一步登天,毛泽东失去兵权:

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诞生了,这是一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经过努力,王明同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等人成为这所特殊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在这里,王明遇到了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担任校长,不久又高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并成为米夫的得意门生。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实际上成了一所中共“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学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由于王明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又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俨然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因而骗取了一些中国同志的信任,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宗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圣经”,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作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固定模式,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王明刚回国时,并未如共产国际所愿,接掌中共大权。19311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了。会上,由于米夫拿出了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向代表施压,选举的结果,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党员的王明,一步登天,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成员组成如下: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宣传部长沈泽民,19314月由张闻天接任。;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向忠发虽然担任了总书记职务,但他胸无主见,对王明是言听计从,因此王明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

王明的上台,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打击的开始。

19311115日,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项英接任,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任弼时、毛泽东、朱德、顾作霖、王稼祥、邓发8人组成。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红军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指挥,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随之被取消。毛泽东再次失去兵权,而专做政府工作。

12月,周恩来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当时装备技术条件不具备的红军,冒险攻打敌人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19321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此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胜利。周恩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但进攻受挫,项英受周恩来之命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带病下山,并说服苏区中央局将红军撤离赣州:“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的扩大中央苏区”。此计果然奏效,红军在赣州受挫后取得大胜,夺取了闽南重镇漳州。

1932729日,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冒犯了“左”倾领导者既定的战略部署,1932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再次被撤销职务,从前言调到后方,又专做政府工作。

1933119日,博古等抵达苏区首府瑞金。博古一到苏区,就立即召开会议,取消原来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担任书记、总负责人。接着,又借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大整毛泽东。1934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会议重新选举的政治局常委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博古为总负责。在13名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倒数第三。

五中全会结束4天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召开,大会虽然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原先权力很大并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改由张闻天担任。这一安排,完全将毛泽东排除出了权力的中心,毛泽东被架空,成了一个摆设,在中央失去了发言权。

1934年,是毛泽东心情最抑郁的一年,也是最为艰难的一年。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开始长征:

 

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虽已失去兵权,但担任红军领导职务的周恩来和朱德依旧运用过去毛泽东使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蒋介石于19339月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这次誓在必得,他在庐山军官团大力兜售他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叫嚷要用所谓的“政治围剿、文化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再加上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围剿”,将红军置于死地。在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对新占领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至于军事上,则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制定了“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实行的是德国顾问塞克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堡筑路,逐步推进”的战术。

为了一举将红军消灭,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督战,改组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统辖粤闽湘赣浙5省,使之成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先后任命顾祝同为剿共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从四面向根据地展开围攻。

大兵压境,黑云压城,风雨欲来。

1933925日,敌人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全面开始了。李德正是在这个关头来到了苏区。后来的历史证明,李德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更为沉重的灾难。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不切实际地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命令红军插到敌人碉堡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从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军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局面。至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宣告破产。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严重挫折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由军事冒险主义一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想以此“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

正在这时,“福建事变”爆发。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得报,恐慌异常,急忙从围剿苏区的军队中抽制调大量兵力,进攻第19路军。这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联合第19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打破第五次围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博古等人采取了“关门主义”的“左”的错误方针,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放心大胆地全力进攻第19路军,红军白白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时机。

蒋介石在镇压了第19路军后,又调转头来,于1934年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革军委不但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碉堡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

4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中央和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抽调第1军团、第3军团和第5军团第13师、龙冈地区第23师,协同原在广昌地区的第9兵团共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所谓的“决战”,并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号。结果,广昌保卫战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5500余人,占整个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红军最终不得不撤出战斗。此后,敌人继续向前推进,于7月向根据地中心区展开了全面进攻。

红军作战的节节失利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这其中,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古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成立了指挥中心,由李德完全控制军事指挥权,并把朱德和周恩来调回瑞金总部。至此,李德获得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李德一到苏区,就十分狂妄地把以前红军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抛到一边,认为那不过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并把它们斥为“毛泽东的把戏”。他把过去的一点可怜的“街垒战”经验搬来了,把从苏联学来的那套东西搬来了。总之,凡是毛泽东主张和坚持的,他都要反对。于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六面突击”、“短促突击”等等一整套“左倾教条的战略战术原则出笼了。

李德整天待在自己的独立大房里,在大大小小的地图上,用红蓝铅笔画来画去,用尺子量来量去,不仅部队应该在哪里,甚至连一门火炮、一挺机枪应放在哪个位置,他都在上面标的一清二楚。然后,他再将这些作好标记的地图交给前线的指挥员。前线的指挥员只能根据李德的规定去部署战斗。不管是哪一级的指挥员,都无权擅自改动。可是,他所用的地图,全是缴获而来,极不准确,有些地理位置甚至是南辕北辙。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不少红军战士为此而不明不白地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朱德后来说,李德是“图上的作业家”。

19345月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作战已十分困难,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时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3人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事务。其中,政治问题由博古负责,军事则由要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进行转移。但又指示要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根据共产国际这一自相矛盾的指示,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又幻想继续依靠阵地作战,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按照这个计划,红军继续同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了保存有生力量。

直到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从各方面伸入到苏区大门内来,求我决战,实现其占领兴国、石城、汀州、会昌,与总攻瑞金的计划,苏区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已十分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根本没有可能时,李德、博古等人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并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部署和准备。

在当时的所有的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派遣红7军团和6军团北上和西征。中央决定,由红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渐、赣、皖等省出击,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76日傍晚,第7军团6000多名将士在军团长寻维洲、政治委员乐少华、中央代表曾洪易的率领下,打着抗日先遣队的大旗,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充满艰险的远征。他们一路转战闽渐赣皖4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4个月,行程3200多里,沿途击溃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于10月进入方志敏创建的闽渐赣苏区,同红10军会合。

114日,红7军团和红10军合并成立红军第10军团,原闽渐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9351月,红军第10军团主力约2000余人,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地区被7倍于已的敌人包围,奋战数日后大部牺牲,方志敏在突围中被捕,后英勇就义。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到失败,余部在粟裕领导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在派出抗日先遣队的同时,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命令红6军团转向湖南,以吸引敌人,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根据中央指示,当时尚未建立军团领导机构的红6军团9000余人,在87日下午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过日夜兼程,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11日到达了湖南桂县的寨前圩。12日,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6军团历时80多天,终于跳出了湘、桂、黔3省敌军的重重包围,在梵济山麓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胜利会师。红6军团的行动,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和先遣队的作用。两军会师后,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两军团作战,开辟黔东根据地,后来又向湘西进军。19351119日,两军团主力由桑植出发,又踏上了伟大长征的艰难征程。

7军团、6军团的北上和西征拉开了红军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战略转移的序幕。但是由于两军团兵力过少,在北上和西征后,并没有完全达到牵制大量敌军的目的。中央苏区的形势依旧在一天天恶化。

106日,敌军攻占石城,博古、李德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于是急忙决定将原定于11月份开始的战略转移提前一个月进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陈潭秋、毛泽覃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部队1.6万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对于高级干部的去留,由博古负全责。当时,对党和红军的去留是严格掌握的。据叶剑英回忆,出发前,秘密准备,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审查,对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分成三类,一类可以随队出发,一类留在苏区,一类杀掉。

最让博古和李德大伤脑筋的是关键人物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在博古敲定的长征名单中,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只是后来临时补进来的,毛泽东差点被取消参加长征的资格。事情的经过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把这次红军转移当作了一次甩掉自己不喜欢的干部的极好机会,于是,大批反对过他们“左”倾路线的同志被打入了另册,他们最初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107日晚,在瑞金项英住的一间简单的房子里,李德、博古和项英3人就苏区中央分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交换了意见。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是周恩来提议应该让毛泽东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有雄才大略,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博古本来不同意毛泽东随队,他们怕毛泽东难于驾驭,怕毛泽东在红军中施加影响,怕他们大权旁落。但后来经过反复权衡,他们的想法变了,认为带着毛泽东利大于弊。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离开“共和国”后有如龙离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如果把他留在苏区,他在苏区拥有深厚的根基,项英的分局书记的位子就可能朝不保夕,毛泽东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因此,他们宁愿冒着一定的风险将毛泽东带着,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样也好随时加以控制。

就这样,最后终于打算让毛泽东随军长征了。

1010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发布《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同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革军委关于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长途行军去战斗的命令。于是,这一天就成为红军开始踏上“长征”征程的日子。

长征,开始时并不叫“长征”。当时,中共中央认为,红军长征只不过是为了避开敌人围剿的一次战略转移,最后还是要回到根据地来的。因此并未使用“长征”一词。随着红军的西行,一直到遵义会议后,文件中也只是使用了“西征”、“远征”和“西方军”等用语,仍未出现“长征”一词。1935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夕,中央红军这时已历时8个月,行程万余里。52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首次出现了“长征”一词。

1011日,中革军委发出第5号令,决定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1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1纵队,与主力红军所组成的野战军共同行动,由叶剑英任司令员,下辖4个梯队。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妇联、担架队等组成第2野战纵队,又称中央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毛泽东被编入第1纵队。

行军时的序列是: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3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军团长周昆率领的8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的1军团在左翼,其后是军团长罗炳辉率领的9军团;中间的是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率领的5军团殿后。全军8.6万余人以甬道式的队形向前开进。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

1016日,是红军长征开始前的最后一天。那天,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彻夜也是最后的长谈。话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李德回忆说:“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顾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突围到何处去?没有人知道。红军将士就是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地踏上了不可预知的漫漫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