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雄师--解放军征战纪实(7)

  中央队三人集团对“最高三人团”的斗争

 

王稼祥转向毛泽东:

王稼祥本来是“左”倾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最终能与毛泽东走到一起,经历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过程。

1931年,他是来到中央苏区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三成员之一。中央代表团的到来,是毛泽东受到一系列排斥和打击的开始。1932年的宁都会议,更是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但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却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他说:“我也是四中全会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他坚持不能撤换毛泽东。但是,该次会议后,以任弼时、项英为首的后方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调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剥夺了他的兵权。

毛泽东被解除兵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他,反而一步步地向毛泽东靠近。1933年,当“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之时,有人批判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攻击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免”。王稼祥公开予以反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战机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

长征前夕,王稼祥与毛泽东感情已很融洽,但心灵的隔阂仍未完全消除。在中央苏区时,王稼祥甚至还对毛泽东抱有偏见,一度认为他军事上不如李德,政治上不如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王稼祥自认为是个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在苏联留过学,受过正统马列主义的熏陶。而毛泽东却是个“土包子”。他发现毛泽东虽然言论精辟,却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的味道,甚至很少引用马列主义原著。这使王稼祥对毛泽东感到困惑和疑虑。

多亏了长征路上的担架,使王稼祥真正认识了毛泽东,他们俩人终于完全走到了一起,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幸运,也是中国革命的幸运。王稼祥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这不仅使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也使他到延安后成为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定义的人。

张闻天转向毛泽东:

较之王稼祥,张闻天从“左”倾营垒内分化出来而转向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经历了一个更为长期的观察鉴别和痛苦的反省过程。

1931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党中央的《斗争》、《红旗》杂志。这年秋天,刚过而立之年的张闻天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左”倾路线把持党中央后,他自然也就成了贯彻执行“左”倾路线的核心人物。他利用手中的这支笔,写了大量文章,自觉不自觉地为“左”倾路线摇旗纳喊。

1933年,张闻天来到中央苏区。置身于火热的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尽管他在中国革命的总方针上仍跟博古、李德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策略和斗争方式上,又同博古和李德产生了不少矛盾甚至冲突,这种冲突,推动了张闻天思想逐步转变。

1933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等人采取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毛泽东气愤地表示:“这是最愚蠢的帮助蒋介石的做法。”张闻天也指责:“对十九路军事变的策略是错误的!在军事上,应该配合福建政府击败蒋介石。”但博古却认为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福建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本质上都是反动的。他们不过是大小军阀之分,这是阶级路线问题。但结果呢?张闻天指出:“我们却失去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机会!”福建事变爆发第2天,张闻天就在《斗争》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了当时存在的否认任何妥协的“左”倾错误观点,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

这次公开冲突的结果,是使李德、博古开始对张闻天侧目而视。于是,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手法,排斥张闻天,让他到中央政府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他从党中央排挤出去。他们没有料到,此举更加快了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的步伐。

长征前夕,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云石山,又和张闻天住在一座古庙里。朝夕相处,他们成了可以交心的同志和朋友。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向毛泽东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同博古矛盾冲突的起因和发展。于是,两颗伟大的心贴在了一起。长征路上,张闻天与毛泽东同行同住,经常在一起交谈,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毛主席行。”

中央队三人集团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及周恩来的觉醒:

至此,“中央队三人集团”正式形成了。它成为同当时“左”倾阵营相抗衡的坚强战斗集体,向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湘江血战引发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和痛苦思考。在思考中,一个强烈的声音回荡在干部战士的脑海之中:改变领导!毛泽东需要的就是这个,他在耐心地等待着广大干部战士的觉醒。如今时机成熟了,该是揭锅的时候了。于是,毛泽东掌握火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响亮的口号:“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红军湘江突围后,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因此,在这个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优势兵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入瓮,以便一口将湘江之战残余的红军主力吃掉。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同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加上红军经过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削弱,就有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博古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仍要坚持同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毛泽东在与王稼祥、张闻天研究形势后,指出:“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认识,才好行动。”“中央三人集团”要讨论失败,目标直指“最高三人团”。但这时红军的指挥权仍在“三人团”手中,惨败已使李德和博古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三人团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进来了。但举足轻重的周恩来是否同意“讨论失败”?这是问题的关键。周恩来赞成讨论失败,他不怕引火烧身,他甚至鼓励“讨论失败的原因”。于是,一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讨论开始了。

周恩来是一个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1923年后,周恩来在中央担任要职,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1928年中共六大后,周恩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此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及一系列建党建军原则和主张,经历了一个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要求红军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据此周恩来于19292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央不再坚持将他们调离,但红4军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原则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被迫离开红4军的领导岗位。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周恩来是第一个认识和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才能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同当时的“左”倾领导人不同,对处于逆境的毛泽东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

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随即组成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3人参加的“三人团”,代表党中央处理一切。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周恩来负有一定责任。英籍华人韩素英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到周恩来在19321月到193410月的表现时,不无困惑地说道:“周恩来的有些做法,及某些公开讲话全然不像一个头脑冷静、秉性公正的领导人。只有在‘彻底布尔会维克化'的清洗中,他不断努力减轻镇压手段的残酷性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然而,他似乎执行了王明博古集团的一些愚蠢的政策。”“这时的周,态度常常不够明朗,令人难于理解。在今后几个月的沉浮中,从周撰写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中,再也找不到头脑清晰的他,有的甚至为‘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唱赞歌。是他害怕遭清洗?还是他的确认为应该这样做?”

周恩来确实有责任。但在“三人团”中,周恩来只是一个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他在执行“左”倾路线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红军少受损失。

毛泽东说过:那时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成的。确实如此,如果周恩来不支持,不仅遵义会议开不成,就连遵义会议以前的一系列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正确建议也不可能被采纳。周恩来当时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地位和职务,仅次于博古,但他的威望,又远远高于博古和李德,他的影响,是博古等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折损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由怀疑而抵制,到批评,并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他自己后来说:“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也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湘江战役后,博古灰心丧气,李德束手无策,红军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支撑着困难的局面。当军委纵队向通道进军时,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反对北上会合26军团而要转向贵州的消息,并且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同意这一建议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时,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

19341211日,毛泽东期待已久的中央军委会议在通道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和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作了发言,他说:“目前会合肖、贺、王、任(26军团),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接着,毛泽东一五一十地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然后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毛泽东提出了“改道贵州”的建议。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周恩来也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通道会议是短促的,在以前也是鲜为人知的,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这是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并且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成。更为重要的是如刘伯承所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35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击中了李德和博古的要害,把“处理一切”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权由“三人团”手中收回到政治局,开始恢复被李德、博古破坏的正常的领导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