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雄师--解放军征战纪实(8)

  遵义会议及余波

遵义会议前后及经过:

 彻底清算“左”倾军事错误的时机确实成熟了。

曾任国民经济部长的吴东平,在遵义会议后直率地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看清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能暂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时过境迁,如今的形势不同了,彻底清算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央根据地的丢失,湘江血战的惨痛教训,使大多数同志觉醒,认识到了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改变错误的领导已经成为广大干部战士的一致呼声。

毛泽东1963年在武汉时谈到他在政治局里由先是1票,后来发展到3票的过程,“他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其实,在黎平会议后,这种3票对4票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和朱德早已站到了他一边,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多半和他站到了一起。

虽然黎平会议时已确定了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到了遵义后,博古认为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开什么会议了。他听到了一些风声,意识到如果召开会议将会对他的地位发生严峻挑战,因此极力拖延。周恩来找到博古,严肃指出在遵义召开会议是政治局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更改,况且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等人强烈要求召开会议,他本人也主张召开,这是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经过说服,博古总算同意,并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并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1935115日至1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1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3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军事上的错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着重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把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极大帮助、白区和各根据地的配合不够等等,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正确的。一句话,第五次反围剿在客观上是不能粉碎的,在主观上是无法粉碎的。

周恩来紧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张闻天首先作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把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一改往常的习惯,第一个站起来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批评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强我弱的错误观点,指出正是由于“左”倾军事路线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丧失,在长征中“正因为惊惶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还对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式进行了尖锐批评,指出其“极端的恶劣”,“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接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都相继表态,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也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周恩来的发言同上述几个人的发言,奠定了会议的基调。接下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也表示支持毛泽东。

剩下一个林彪,聂荣臻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伍修权也是这样说的。

在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坚决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

会议最后作出了如下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本来,周恩来主张由毛泽东指挥军事,但毛泽东认为这样变动太大,不利于稳定。周恩来将他的意见提交会议讨论,结果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

这次会议仅涉及到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发言中,还违心地肯定了“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博古的错误“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战略家的高明策略。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会意见不一致,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先解决军事路线,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义会议余波未尽,会理城毛泽东训斥林彪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调动了敌人,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后果。由于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只知道上级天天要他们走路,与敌人兜圈子,因此不满和牢骚开始出现。这种不满情绪不仅在战士中有,在上层领导中也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

部队到达会理后,林彪突然在军团部当众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人都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拒绝了。

聂荣臻实在听不下去,当即严肃批评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他:“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听不进劝告,起草了一封给三人军事小组的信,要求毛、周、朱下台,当然主要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严词拒绝。林彪最终还是将这封信送了上去。信中大致是说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

李德也声称,“张闻天和林彪曾指责毛在敌人面前逃跑,是军事破产。还说彭德怀和杨尚昆也基本同意”。李德的话自然是夸大其词,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后来张闻天等人因此而受到批评却是事实。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军委派刘少奇到3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言发了。”后来这封电报和林彪的那封信一起受到了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到了必须开会统一认识的时候了。史称为会理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敌情仍很严重,一定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在会上对林彪提出了批评。彭德怀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更是严厉:“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会议决定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并要林彪认识自己的错误。

会理风波平息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经过这次风波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实和巩固。但是,这次争论的余波,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会荡起阵阵涟漪。林彪本人也并不服气。至于彭德怀,也因这次风波付出了代价。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在会理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彭德怀说:“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