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党中央率军北上

 

4方面军:

19313月下旬和4月上旬,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派出的沈泽民、张国焘、陈昌浩等先后到达鄂豫皖苏区。根据中央决定,于5月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另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由沈泽民任书记。10月间,红军第25军成立。11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红4军、红25军,共约3万人。

193111月至19325月,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1932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动了30万人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张国焘执行“左”倾路线,导致反围剿失败,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于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7月,红四方面军以原有的4个师为主和地方武装一部扩编为4个军,下辖: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第9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第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第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

10月下旬,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川陕苏区发展成为一个控制8座县城、建立了20余县革命政权和拥有四五百万人口的新苏区,部队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

1934年红四方面军又挫败了敌人的六路围攻。1935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回师川北。

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决定由李先念率30军第88师及第9军第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到小金川地区,迎接中央红军。68日,李先念部占领了懋功,次日占领了下雪山的必经之地达维。

中央红军过雪山:

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有3条路,一是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可以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但路程远,沿途几乎都是受蒙骗而充满敌意的藏民聚居区;二是选择夹金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有遭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危险;三是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这是一条凶险莫测的道路,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大自然。蒋介石以为,雪山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但是,再次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选择了这条他认为红军不敢走的道路。

部队一到天全、芦山,红1军团即接到军委指示,迅速北上,翻越夹金山,会合红四方面军。1军团决定由陈光率领4团带电台先走,必须于12日赶到懋功;刘亚楼率5团紧跟在后,军团部和1师以及3军团彭雪枫的那个师在5团之后跟进。

4军作为前卫开路先锋到达夹金山下。在团政委杨成武的鼓动下,战士们劲头十足地走上雪山。

远远望去,雪山确实是一片白皑皑的神奇世界,高耸入云,神秘莫测。山坡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株株树木在“六月雪”中耸立,景色煞是美丽。但越往上走,路越窄,坡越陡,雪越深,气温越低,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行动越艰难。雪山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时而大雾弥漫,笼罩着整个雪山;时而寒风大作,乌云蔽天;时而毛毛细雨,霏霏白雪;时而满天冰雹,劈头盖脑地向下砸来。

尽管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在翻越雪山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开始爬山时倒还顺利,可是没有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力气,结果有不少人便永远地倒在了雪山上。大多数人穿着单衣,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甚至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由于天气太冷,有不少人冻死在雪山上。

战士们以顽强的毅力和精神,爬过了终年积雪、寒气逼人的夹金山,到达了懋功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了。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后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了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和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

618日,毛泽东到达懋功。总政治部在懋功一座富丽雄伟的天主教堂中,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盛大联欢会,热烈庆祝两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会面:

624日,毛泽东一行为了同张国焘会面,来到两河口,这里是梦笔河和虹桥河的交汇处。25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为了表示尊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冒着瓢泼大雨,早早步行来到了抚边,在帐篷里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

张国焘其人,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他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4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逮捕,变节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变节行为。

如今,中央领导人冒着倾盆大雨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耀眼经历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可是,张国焘姗姗来迟,直到下午5时,才身骑一匹白色的骏马,在30余名警卫的护卫下,向两河口飞驰而来。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人急忙从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恭候。张国焘策马赶到,直冲到毛泽东等人身前,马蹄溅起的泥水差点溅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身上。

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翻身下马,同迎上来的毛泽东等热烈握手拥抱,在场的红军战士欢呼起来,数千名群众欢呼起来。

张国焘与毛泽东是老相识了,他们曾一起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后一别12年,再也没有谋面。尽管过去并无深交,可毕竟是久别重逢,表面上有说有笑,显得十分亲热。

但是好景不长,当张国焘看到眼前的一切,他的眼光便很快由热情而变为冷淡。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他大失所望和不快。在他眼里,中央领导人一个个都缺乏应有的派头。毛泽东又黄又瘦,长发披肩,不修边幅,裤子上打着补丁,这哪像个三军统帅?朱德一脸的皱纹,活脱脱一个农夫。周恩来胡子拉碴,一脸病容,全没有了当年与他在一起领导南昌起义时的英俊潇洒。转眼看看周围的中央红军战士,也是一个个面有菜色,衣衫褴褛,甚至衣不蔽体。

回头看看自己,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衣着考究,威风凛凛。紧随的卫兵个个精神焕发,神气十足。于是,张国焘动起了一个共产党人不该动的心思。

张国焘反党三部曲: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

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他试图从周恩来嘴里了解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直截了当地探听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周恩来机警地反问:“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得意洋洋地回答:“我们还有十万人,你们呢?”周恩来说:“一方面军伤亡大,恐怕不到三万人了。”其实双方都有夸大。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队约有七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只有一万多人。

周恩来告辞后,朱德又来看望张国焘。据张国焘回忆,他们谈了一个通宵。朱德没想到张国焘此时自觉兵强马壮,滋长了个人野心,因此,有可能对他说了实话。张国焘声称,朱德曾对他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张国焘觉得底气更足了,于是他要开始上演分裂的闹剧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在会上,张国焘以王明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借口,攻击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不正确,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对张国焘这一无理要求,政治局的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气愤地说他想夺中央的权。但毛泽东却表示异议,他宽宏大量地认为,张国焘手下有几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他还分头找政治局委员做工作,力求妥善加以解决。

倒是张国焘却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对毛在遵义会议后取得的领导地位不服气。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指毛泽东)。他喜欢周恩来,他弄不懂为什么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么顺从,那么尊重,总是面向毛泽东,请他首先发言。”

张国焘还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对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进行挑拨离间,企图进行分化拉拢。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张国焘先后试图拉拢聂荣臻、彭德怀、张闻天,但都失败了。

在会合之初,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是团结融洽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团结局面。张国焘到处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中央有错误,是右倾逃跑主义等。在他的挑唆和诽谤污蔑影响下,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对中央和一方面军开始由亲近到疏远,由欢迎到不满。在张国焘积极活动的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等,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泽东和一、三方面军团差不多,这只能激起四方面军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这也给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接着,张国焘上演了反党三部曲: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76日,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李富春等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以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等等无理要求。79日,甚至点名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再次作出了让步,中央常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同时以张国焘任总政委并为军委总部负责者;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彭德怀在几十年后对这一决定作了这样的评价:“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开中央会议时,张闻天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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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并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张国焘当上总政委后,立即积极攫取权力。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他立即设法控制一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电本以及各军团与军委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以后,一方面军各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通报而与中央隔绝了,各军团之间也不能横向联系了。张国焘对担任总政委一职仍不满足,觉得大权尚未独揽,战略问题还要报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而他在政治局又是孤掌难鸣,处于绝对少数。因此又节外生枝,要求增加四方面军的9人进入政治局。由于这一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便借口组织问题未完满解决,不执行军委计划,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擅自改为佯攻松潘,后来干脆下令停止进攻松潘。

8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解决组织问题。张国焘在会上发言,吹嘘自己正确,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要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央和军委领导。总之一句话,要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毛泽东在张国焘之后作了长篇发言,全面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时如果清算政治路线错误,就会落入张国焘的圈套。因此明确主张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后再予以解决。

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党中央没有让步,会议重申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军事路线错误,遵义会议时已经得到了纠正。但会议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让步。会前,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拿了一个由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来见毛泽东和张闻天,张国焘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旗号,要求增加四方面军的9人进入政治局,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毛泽东为了争取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意增加一些人进中央,但不能增加这么多。最后补选其中3人为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补选徐向前、周纯全两人进政治局。张国焘的目的没有完全得逞,他大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由于毛泽东等死守教条不作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张国焘不仅在会上公开同中央对抗,在私下里也在进行分裂活动。右路军组成后,一次聂荣臻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大家吃饭。饭后,陈昌浩让林彪先走,并把聂荣臻留下谈话。谈话中,陈动员聂出来反对毛泽东。但聂荣臻明确表明了自己拥护毛泽东的立场。但事后,聂荣臻却和林彪发生了一场争吵。

聂荣臻事后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调到31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他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林彪听后说,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荣臻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他们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815日,左路军先头纵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前进。同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主力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

毛泽东想蒋介石之不敢想,他提出了一条出敌不意的进军路线:跨越草地,北出甘南。经过千难万险,右路军3万多将士走进了生死莫测的草地。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都认为:“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没有比草地更可怕的了。后来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红军终于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胜利走出了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红军右路军进至班佑、巴西地区后,按照中央预定计划,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等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毛儿盖会议一结束,徐向前、陈昌浩即当天和第二天连续将中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朱德。但张国焘在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这一决定。824日,中央又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但张国焘仍坚持左路军西进,把大部队摆在葛曲河左岸,按兵不动。随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联名又给张国焘发电,说明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张国焘置若罔闻,并再次提出同中央北上背道而驰的方针,要“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

徐向前后来说:“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张国焘是要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被张国焘拒绝。

98日,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下令,要他们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徐向前、陈昌浩深感此事关系重大,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张张国焘发急电,劝说他执行中央北上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听到陈昌浩的汇报,深感事态严重,如不立即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红军不是分裂,就是全部南下走上绝路。于是,毛泽东立即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等讨论“北上、南下”问题,并以7人联名向张国焘发电,详细阐明北上的道理。但张国焘还是坚持要南下。

张国焘在道理上讲不过,于是妄图依恃武力,来要挟和威胁中央接受他的错误主张。9日午后,来自一方面军而此时在前敌总指挥部担任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到机要室看电报,正碰上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翻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他们一看电文,大吃一惊。

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电文内容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吕黎平和陈茂生翻译完电报,立即拿着这份电报去找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完电文,大吃一惊,深感事态严重,不能拖延,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于是假装上厕所,退出会场,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迅速记下电报的内容,然后将电报还给叶剑英:“你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赶快回去吧,把电报交给陈昌浩,别让他起疑心,别对任何人谈起电报我看过。”

叶剑英又赶回前敌指挥部,会议还没结束,陈昌浩还在讲话,他才放下心来。等到会议结束,他才将电报交给陈昌浩。陈昌浩接到电报后,完全改变了腔调,也坚持要南下。

晚上,毛泽东来找徐向前,询问他的看法。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理解他的苦衷,从组织上讲,前敌总指挥直接接受红军总部的领导,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不好违背。如今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意见不统一,让他左右为难。

毛泽东转身又找到陈昌浩。果然,原本同意北上方针的陈昌浩这时态度骤变:“北进不一定就成功,南下也不一定就失败。我看还是南下为上策。”

毛泽东到达巴西3军团驻地后,党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心情沉重:“没办法了,连一点回转的希望都没有。他们不可能跟我们北上,我们只好自己走啦!”在这次会上,分析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处境,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于是当机立断,决定立即率领13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为了防止万一,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以3军团在山上布置警戒,担任后卫。

中央纵队在撤离进行时,陈昌浩得知中央已率一方面军北上,立即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讨论对策。他在会上说,中央是逃跑,他下令要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准备派1个团去追击中央机关。这时,在前面的四方面军部队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动,还放了警戒哨,打不打?陈昌浩不敢擅自决定,拿着话筒问徐向前。徐向前果断地命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多次谈到叶剑英送密电一事,称赞叶剑英“办了一件好事”,说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62月初,敌人经过周密准备后,集中薛岳等部6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进犯。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滞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于是决定主力向西康境内转移。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至4月初,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南下的8万多人减到了4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