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

最大多数万岁  

 

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初次见面,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

这时,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因为他知道,当内战即将来临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心”决定着一切。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的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被暗杀,四天后,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由于在公朴先生追悼会的言论,也被暗杀。就连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消息后说:“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是谁?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设想,他们一直梦想着将其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旧世界的“离经叛道”,是对谁是中国变革中“最大多数”力量的最好说明。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即中国农民是实现共产党人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赢得“最大多数”的直接的办法就是土地改革—对于生活在旧中国的“千百万庄稼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起来闹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能活下去”。

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三种不同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在红军时期,没收地主和富家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在抗战期间,放弃全部没收土地的做法,改为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抗战结束后,解放区内的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热情无比高涨,他们没收被官僚地主垄断的大量土地分配给赤贫的农户。共产党人随即制定了新的土地改革政策,即结合赎买、捐献、处罚、强制出售、没收等多种途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承认地主和富家们的土地拥有权,分给他们与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七日,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中共东北局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如何在东北站住脚并壮大力量。会议确定,创造根据地是工作的第一位,而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使乡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要认识到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劫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战役打响后,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毛泽东十分感动,他后来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毛泽东说:“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是你做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力量。”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惶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