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2)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抗战8年,重庆政府承担着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汪精卫伪政府、盟军各国、中国自身的民族危亡和国家利益,种种的冲突与对抗、危机与艰难令重庆政府饱受折磨。同时,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以空前惨烈的血战抵御着日军对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进攻,并以132万官兵的阵亡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讲话,称这次胜利是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个举国欣喜的时刻!

对于抗战胜利的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国民党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就使得共产党的发展历经坎坷与磨难。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这种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94军被运到上海,第92军被运到北平…… 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5万美军准备在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吃惊和困惑的消息,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要求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就准备对付内战。”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地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三、命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蒋介石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管日军和伪军投降的行动称为“唐突和非法之行为”。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指出,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其目的是为了“他的大军能够从峨嵋山源源东下,及时地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军,向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举行一致的进攻”。共产党表示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指出,蒋介石对八路军下的命令无异于“敌我倒置”,要求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其目的是为了“他的大军能够从峨嵋山源源东下,及时地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军,向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举行一致的进攻”。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尽管赫尔利曾与他谈到过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

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于是,赫尔利又开始劝说延安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条件。毛泽东明确表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毛泽东还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不久,赫尔利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共产党人如何进入这个阶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我们有利的是:在人民中的地位,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不利的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没有合法地位。会议接着讨论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来一点再去。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8月26日,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但是,“陇海路以北心服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

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和资本,要求组成联合政府。而蒋介石的评述是:“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尽管在蒋介石看来组成联合政府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决定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仍决心“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内战”。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