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卫立煌:“我参加共产党好吗?”(下)

 

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接为一体。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但是把部队从沈阳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突破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郑洞国认为,东北的国民党军分散据守在孤立的城市里,无异于等着林彪的部队分而歼之,这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果能够“正视战争失利的事实”,先将主力设法撤出,保存实力,或许能够卷土重来。但是,他也清楚卫立煌强调的困难和危险确实存在,目前东北的国民党军“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很可能还没撤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去见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作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间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没于东北地区。虽然身经百战,却始终固守沈阳,在可能查阅到的史料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始终无法找出卫立煌这样做的具有说服力的原因。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蒋介石被迫同意“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大都是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全国战局日渐吃紧的情况下,保全他们对于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就向四平下手了。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卫立煌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向六十军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了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撤出,永吉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堵塞。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

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部队火速追击。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彭锷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二十四小时都没到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到达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姨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受法国共产党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汪德昭说:“那你就就义么?”“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以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