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自那一天起,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国民党军在东北连续丢失城镇和损失军队的消息传到南京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治与军事的崩溃现在正迅速地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这方面最显著的证据就是:军队士气的涣散,不仅在无精打采和消极漠不关心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了在拒绝服从命令或者甚至做出违反命令的行动等上面也能看出来。中国人称后者从民族利益来讲是自取灭亡的做法”。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 ”的新的战略。为什么在兵力和装备均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却“常遭失败,甚至将领被俘,造成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打的是“人民战争”,而国民党打的是单纯的“军事戡乱”,没有发挥“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军事的总体威力”。蒋介石认为,若要挽救危局,就必须做到共产党军队的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工作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军中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解放区的男女老少都是战斗力,壮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军区部队,再由军区部队升入野战军。他们采取囤粮于民的政策,使用粮草就地供给,并不需要辎重补给,可谓运用社会全部人力物力支持作战。因此,国军仅凭军队对抗是绝对不能及的。“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要以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在政治方面,加强基层组织,能对付敌军的裹胁。在经济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的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其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后源和粮源。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军政大员们没有一个人会料到,此届“国民大会”连同“首届总统”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寿命,但当时的“国民大会”还是开得天翻地覆。首先是谁当总统的问题,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希望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蒋介石已经征求了胡适的意见。之后,蒋介石就退出了会场,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大家处于众说纷纭之中。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

陈布雷打电话给蒋介石,但蒋介石还是推辞。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这时,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清除,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虽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他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美国人的意图很明确:蒋介石政权衰败的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在中国利益的代表需要更换人选,而合适的人选是在抗战中因指挥台儿庄战役颇得中国民众口碑的李宗仁。

李宗仁公开了竞选副总统的决定,并在南京成立了他的竞选事务所。竞选对手随即出现,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说他也要竞选副总统。孙科的出现令李宗仁意识到,蒋介石准备与他作对了,因为国民党内部谁都知道孙科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当李宗仁飞到上海和南京进行竞选活动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已决定提名孙科为候选人,希望他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但李宗仁拒绝了。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的副总统选举开始了。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只有让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天进行第二次投票,还是没人超过半数。第三次投票前风波骤起。二十四下午,蒋介石一面召见“国大”代表指示要把票投给孙科,一面派人暗示程潜放弃竞选,并许诺说只要程潜把他控制的选票投给孙科,不但将来可以起用程潜一派的人,而且还可以补偿程潜花费的所有竞选经费。程潜当即予以拒绝,愤然决定放弃竞选。桂系要员连夜讨论形势,最后商量出一个以退代进的策略:李宗仁和程潜一起宣布退出竞选—我们相继退出,“选举便流产了”。

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载出李宗仁放弃竞选声明:“因受压迫不能竞选,所以即日退出竞选。”蒋介石和孙科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尴尬的孙科也突然宣布放弃竞选,原本定于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三次投票无法进行。蒋介石被迫许诺要支持李宗仁竞选,李宗仁希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更重要的是,经过明争暗斗的政治博弈,李宗仁竟然成了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他得到了几乎所有对蒋介石心有不满的人的同情和支持。二十八日,第三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一千零四十票,程潜五百一十五票。虽然这个结果表明蒋介石依旧在全力支持孙科,但李宗仁依旧占据着得票第一的位置。根据选举法,淘汰第三名,只剩前两名。那么,在第四次投票中,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胜负。

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选举开始。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首届副总统。第一个上门祝贺他当选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蒋介石已经无法有效地控制中国的政治局面,对于一个政权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