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狭隘的关门主义

 

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东北民主联军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苏军和国共两军在这块土地上混杂在一起。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问题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其占领的东北地区的任何一座城市。

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并没有停止进攻。由于连续的退却,东北民主联军中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林彪对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始终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人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地考虑之。”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中央第二天回电,强调停战协定公布之后,如我军主动发起攻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而国民党也会将“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到我们的肩上”。因此,即使“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也只有暂时放弃,“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

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村。这时,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来了,部队只好撤出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有秀水河子村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当时的敌情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与二六五团各一部,兵力共有四个营加师属山炮连和输送连。敌人兵力不大且远离主力,林彪集中了多达六个团的兵力,合力攻击国民党军的四个营。

但是,战斗一开始,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战场僵持局面。战场出现僵持的时候,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一部推进到距秀水河子村仅十余里的太平庄。秀水河子村内的守军因为增援部队的靠近而更加顽固。一直在附近的一间民房中静观战局的林彪终于向攻击部队下达了命令:拂晓前如果不能解决战斗,迅速撤离战场。此时,东北联军一师决心孤注一掷了。二团把预备队全部都拉了上来。一营营长刘海清经过仔细侦察,发现村东有一条沟可以利用,于是他建议改变突击方向,顺着沟插进村去。刘海清的这个建议成为化解僵持局面的关键。在他的指挥下,二连和三连连续冲击,最终突进守敌防御的核心。秀水河子村被突破以后,增援之敌缩了回去,战斗于清晨六时三十分结束。

此战,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守敌一千五百多人,俘虏国民党军副团长以下官兵九百多人,一师和七旅共伤亡七百七十一人。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

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沙岭位于辽河南岸,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所面临的是国民党新六军22师66团和师教导营。1946年2月,辽东部队集中了所有的主力共七个团,战场兵力已是敌人的5倍。2月16日,辽东部队开始向驻守沙岭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由于炮兵的发射技术差,两个小时的炮击效果不大,部队冲上去之后,遭到密集的火力扫射和炮火反击,轮番攻击的两个营营干部全部阵亡。18日,辽东部队两个连在炮火掩护下,终于冲进村子,但国民党守军以强大的火力拼死阻击,冲击部队因伤亡过大被迫撤出。19日清晨,当得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即将到达时,辽东部队撤出了战场。该战,国民党军伤亡约600人,而辽东部队伤亡高达2159人。

马歇尔认为连“和平前的最后一战”都没有必要,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汇报,然后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接了他。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王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共产党将领贺龙。他在汇报中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而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回。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是王耀武。

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促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无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

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演奏的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令马歇尔既兴奋又吃惊。马歇尔的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虽然这种乐观情绪很快便给他们的处境带来极大的危险,但在当时这种情绪的产生似乎是难以避免,也是难以克制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信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美联社记者对毛泽东流露的乐观情绪记忆深刻。同时,该记者还惊讶于毛泽东身上“流露出的一种王者风范“,因为他总能够使自己保持一种“自信与权威而又不露骄矜的态度“。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还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

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现出一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些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多达二十四万。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晋察冀解放区的复员工作最为彻底,军区从原来的九个纵队一下减少为四个,总计复员官兵近十万。有人报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在北平看到国民党军到处征兵扩编军队,而为什么共产党军队成群的复员人员在往家走?聂荣臻说:“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国民党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国民党方面宣布将对五万五千名军官和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集团转业”,但是,这些官兵几乎全部被改编为实际上依旧是作战部队的“兵工建设总队”,其中三分之二的力量被安置在了共产党各解放区的四周。即使这样,到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