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第八章 把汉江变成内河

   把汉江变成内河

 

当豫东硝烟未落之时,在湖北的北部,“长于攻坚”的六纵开始攻击“有山有水有坚城”的襄阳和樊城了。襄阳和樊城于汉水中游隔水对峙。两城地处桐柏山、武当山孔道,北通关中、洛阳,东连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南接沙市、宜昌。这是一座可以俯视疆土之城。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从大别山中转战出来的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说,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看,国民党军五个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胡宗南集团、顾祝同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中,白崇禧集团将是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现在,国民党军有三怕:怕林彪入关,怕打过长江,怕大军入川。在这“三怕“中,中原的国民党军就占了”两怕“,因为这个区域既可渡江也能入川。而在中原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汉水区域是其最大的弱处。

刘伯承说: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鄂豫陕,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刘伯承的“内河理论“,是个把拓展解放区的咄咄逼人与山水情怀的豪迈热烈融合在一起的战略思想---“我们中原区的任务就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刘伯承认为将战场选择在豫鄂陕交界处为最佳,因为这里既有伏牛山、武当山为依托,又有桐柏、江汉可做前进阵地,而国民党军因长江、汉水和大巴山的阻碍,机械化大军难以快速调动。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襄樊战役作战部署。襄樊战役,将举中原野战军全军之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二、第四纵队组成西兵团,奔袭豫鄂边界处的老河口和谷城,控制汉水西岸,直趋襄阳和樊城;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军区主力部队以及第六纵队组成南兵团,奔袭襄阳,并在汉水西岸形成对敌截击。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或侧击可能从信阳西犯的国民党军张轸兵团,或转至驻马店地区作战策应襄樊。

襄樊战役正在准备,粟裕部在豫东与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开始鏖战,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中原野战军要求他们出兵策应。刘伯承、邓小平除命令第九、第十一纵队直接归粟裕指挥外,立即停止了襄樊战役的实施,集中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赶赴河南上蔡地区,全力阻击从驻马店北上的胡琏兵团,以消除粟裕部侧翼的威胁。一直被刘伯承“藏”在桐柏山解放区腹地的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出动了。刘伯承决心以六纵的六个团、桐柏军区十十八旅的三个团、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陕南军区十二旅的两个团和两个地方武装独立团,共十五个团的两万兵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先打老河口,再攻襄阳和樊城。

七月二日夜,六纵向老河口奔袭,国民党守军一六三旅正向谷城撤退。六纵渡过汉水追击,追至谷城以北,一六三旅又放弃谷城向南逃跑。此时,陕南军区十二旅已经攻占谷城,截断了一六三旅的退路,并随即发动袭击,歼灭了一六三旅的一个营。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歼灭一六三旅的一个连后,强渡汉水,截击并全歼一六三旅辎重营。四日,六纵和陕南军区部队沿汉水两岸向襄阳和樊城逼近。

襄阳和樊城是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的防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副司令官郭勋祺。康泽孤军驻守襄阳和樊城,最大的苦恼是兵力不足。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一0四旅守襄阳,襄阳的防守兵力显然不够。他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的整编八十五师二十三旅调来,以加强襄阳防御,可是二十三旅仅在襄阳待了两个月,就被吴绍周调走去与粟裕作战去了。康泽只好从一六三、一六四旅中各抽一个团来加强襄阳。襄阳城是刘邓部攻击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守军防御的重点。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山是城防居高临下的据点,筑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城南和城西南的凤凰山、羊牯山等高地以汉水为屏障,可以俯瞰全城,控制通向城南和城西的通道。康泽的防御部署是:一0四旅十五团加十四团的一个营守望城南和城西的羊牯山、真武山、琵琶山等高地;十四团守襄阳城垣;十三团一营担任河防和前哨部队,主力集结在东门机动;一六四旅四八八团残部守万山和大山头等阵地;一六四旅的一个营守老龙堤。

对于襄阳,必要“先攻山后攻城”,因为不占领城外的诸山,就连城墙都接近不了,更谈不上攻城。王近山决定先包围襄阳,断其水陆退路,然后攻占南诸山。七日,六纵十八旅袭占南漳和宜城后,没有发现增援的迹象,于是六纵十七旅、陕南军区十二旅和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对城南诸山开始了轮番攻击。十七旅五十团二营及四十九团三营对琵琶山的攻击遇到了极大困难,最后以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占领山头阵地。与此同时,四十九团二营向真武山发动了攻击,并攻占了真武山。但是,国民党守军依旧占据着虎头山、羊牯山等山头阵地,王近山各部面对坚固的工事和猛烈的炮火攻击进展艰苦而缓慢。

九日,白崇禧电令康泽,让他放弃樊城,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并说明“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一六四旅在飞机的掩护下放弃樊城,于九日下午十六时渡过汉水进入襄阳。可以看出,王近山的兵力定是捉襟见肘。不然,他决不会让一六四旅轻易渡过汉水移至襄阳,一六四旅的到达令对襄阳的攻击更加困难。王宏坤提出“襄阳作战须重新考虑”。王近山不同意放弃攻击。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此时,交战双方都已到了体力和心力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刻,这种时候制胜的关键只有战斗意志。

刘伯承命令王宏坤继续攻击。十二日,襄阳作战命令下达,其核心要义是:绕过尚未攻占的虎头山和羊牯山等山头,使用地方部队对这些山头进行佯攻钳制。主攻部队六纵攻击西门,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城东南,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城东北,三路攻击部队最后会合于城内的康泽司令部。这是王近山的建议。这个建议意味着不攻山先攻城。总而言之,要断然改变攻襄阳必先夺山的惯例,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打开城西走廊,从西门一竿子插进城中。

十三日,六纵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控制了攻击西门的唯一通道大石桥。六纵十八旅同时攻占了城东北角阵地,将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接应过汉水,从而对襄阳城形成了钳形合围态势。就在襄阳城岌岌可危的时候,蒋介石给康泽发来电报,命令康泽把城外各山头全部放弃,守军退入城内坚守待援。蒋介石的这一命令给襄阳守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白崇禧坚决反对弃山守城,他严令康泽立即夺回丢失的真武山,恢复城南山头的防御阵地。但是,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是蒋介石专门派来坐镇襄阳的,他没有理会白崇禧的命令,于十四日中午将外围虎头山、羊牯山的守备部队全部撤进了城内。

导致襄阳城防最后瓦解的致命决策生效了。战后,白崇禧司令部的战役总结将矛头直指蒋介石:“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牯山离我城西南角仅四百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几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但是,襄阳终究是白崇禧的地盘,一旦失守会对他的后方构成威胁,因此他还是决定派兵增援。

刘伯承命令江汉军区部队在钟祥一带发动攻势,致使白崇禧的先头增援部队一七二旅不敢孤军冒进,在京山、钟祥一线停了下来,等待整编二十师的主力—这种散漫行军式的增援,几乎等于放任刘邓部攻击襄阳。十五日黄昏,襄阳总攻战打响。二十日二十分,火炮抵近轰击西门城防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战士岳秀清和冯秀林两人首先登上城头,后续部队不顾伤亡在突破口击退守军的数次反击,将突破口牢牢巩固。西门被突破后,在西北角攻击的四十七团也转由西门突入。

襄阳攻坚战于七月十六日黄昏十八时结束。康泽与郭勋祺被俘。襄樊战役历时十四个昼夜,中原野战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人的代价,毙伤、俘虏国民党军约两万一千人。襄樊战役不仅令中原野战军控制了汉水中游,更重要的是威胁了国民党军的总后方,对国民党军主力白崇禧集团形成了牵制,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淮海战役中将真正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