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第三章 辽沈战役(上)

 

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将国民党军队撤出东北。蒋介石对这种建议表示惊愕。他说,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这不是国军不肯牺牲,而是国际关系所不容许。至于国军在东北的基本力量,并无损失,更不能承认失败。可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防守力量不足,增援困难,长春、沈阳的粮食、弹药单靠空运来补给难以长期维持,也确使蒋介石感到忧心如焚。5月初,他也考虑过要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出击,并打通锦沈路,移至锦州地区。但这无异放弃东北,并置长春十万军队于不顾。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到南京陈说后,蒋介石的想法又动摇了,表示还是固守目前态势,沈阳主力的撤出可以推迟一些时日。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究东北战略方针,决定不再撤出沈阳主力。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被困在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在这时撤至关内,甚至到南线同第五军、第十八军等精锐部队会合在一起,以后解放战争的发展将会增加许多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清,蒋介石这种举棋不定的状态可能稍纵即逝,必须果断地抓住时机,作出决断:着手准备主力会战。

为什么三大战略决战从东北战场开始?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当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在全国各战场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取得全面优势的时候,只有东北这个局部已经取得这种优势。虽然国民党军队此时在东北还有十四个现代化军,而且包括战斗力强的新一军、新六军,加上地方保安部队,有55万人。但长期困守孤城,军心涣散,远不能与当年相比。而人民解放军已有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一个坦克团和十七个独立师,加上地方部队,扩大到105万人。第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境内人数虽多,但已被分割处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内,彼此间的交通线已被割断。第三,东北解放区三面邻接苏联、蒙古、朝鲜,没有后顾之忧。一旦把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消灭,百万大军便可长驱入关,使华北以至整个全国的军事局势改观。

因此,毛泽东离陕北赴西析坡前,在1948年2月7日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下一次作战方向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耿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他的结论是: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东北战局的简要回顾。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较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到占领长春、推进至松花江畔,两军隔江对峙。对解放军来说,这是战略防御阶段。最初,中共中央曾设想“独占东北”。10月16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中说:“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但这个方针很快就改变了。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有很大差距。杜聿明指挥向山海关进攻的两个军:第13军,全部美械装备;第52军,半美械装备。这以后,国民党方面又将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还有71军和60军调入东北,到1946年三四月间,已有六个军,总兵力达31万人。第二,原在东北的苏联部队,根据条约将沈阳等各大城市移交国民党军队接收,并且强硬要求解放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工作方针和部署。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负责人:“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间,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东北的优势。”2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一开始就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也对东北军事工作正确地提出“忍、等、狠”的三字方针。“忍”,是要忍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丢失,忍受部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在忍中积蓄力量。“等”,是等敌人战线拉长,主力分散,暴露了弱点,逐步化强为弱;等我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逐步化弱为强。“狠”,就是在忍和等的过程中发现并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狠狠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蒋介石却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以为解放军的大踏步后退是溃不成军。当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5月23日攻占长春、推进到松花江畔时,他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并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能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几个大城市上,至于北满农村,他是不很在意的。事实上,从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东北民主联军尽管撤出了长春,主力仍然保持着,并大力在北满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江以北冒进实已力不从心。更严重的是,当国民党军队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的种种问题加速暴露出来。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大小官员贪污、受贿等恶劣行为。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大失所望。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第二阶段,就是解放军所说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这是战略相持阶段,可以说双方处于拉锯状态。1946年夏季,蒋介石对内战关注的重点正放在关内的中原、苏北、平绥路一带,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东北战场上。9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于庐山军事会议后直飞沈阳,召开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会议,根据东北国民党军兵力不足,无力对南北满同时发动进攻,以及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对沈阳威胁较大的现实情况,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与计划,首先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解除后顾之忧,等待关内抽兵增援东北,再全力转兵北上,占领全东北。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倚仗兵力和技术装备的优势,以八个师三路向南满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大举进攻下,10月25日攻占安东(今丹东),基本切断南满和北满的联系。那时,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等四个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的兵力集中在这一狭小山区,处境十分艰难,当时一些领导干部主张将主力北撤。12月上旬,中共南满分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作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从12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进行了规模浩大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这次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历时三个半月,使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被歼五万余人,收复县城十一座,更重要的是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进攻,在东北由攻势转为守势,扭转了东北战局。

第三阶段:从1947年5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接连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声势浩大的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切断了沈阳、长春、锦州三地之间的联系,使东北战场根本改观,为辽沈战役打下了可靠基础。当解放军夏季攻势结束后,蒋介石解除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职务,并调他最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前往东北“负责指挥军政”。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九个纵队、三十九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兵力达到51万人,战斗力更加增强,接着又发动了秋季攻势。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仍未见好转,陈诚一筹莫展。

1月10日,蒋介石飞沈阳,召开军事会议。他在会上痛骂东北将领,但也没有拿出什么实际办法来。第二天回南京,“各方多主召回陈诚”。17日,发表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早在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时,卫任少将团长,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五虎将”之一(其他四人是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但他不是黄埔出身,而是由粤军改编而来,所以被人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卫立煌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十分不满,到东北后对蒋介石的决定、特别是将主力撤出沈阳的命令一再反对。这对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胜利是有利的。

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前后共十个月,到1948年3月15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万人,解放城市七十多座。在东北战场的北线,攻克国民党军队长期重兵固守的四平,使长春成为远离国民党军其他据点的绝地。南线攻占北宁铁路上的战略要地沟帮子后,切断了沈阳同锦州间的陆上交通。这样,长春、沈阳、锦州成为互不相连的三个孤岛的局面终于形成。(锦州同关内之间的北宁铁路仍能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