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县城，城墙上架设着机枪，中国士兵在城门口持枪荷弹。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一队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泞中。日本士兵要通过城门，中国士兵不允通过。从凌晨开始，双方已经这样对视了十多个小时。这天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这时除了对视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普通的一天。
此刻，中国平津地区的统辖模式已经支离破碎。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胁迫下签订《何梅协定》后，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平津地区的管辖权岌岌可危。这块地域至少有三股势力同时存在：属于西北军系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进入平津地区，成立了冀察政府，总部设在北平城，军长是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在北平的东面，还存在一个“政府”，即以殷汝耕为首脑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地点在通县。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傀儡政权。通过数年的努力，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渗透已经取得成效。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驻屯军，除了军事上处心积虑地策划如何扩大占领范围外，还涉及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等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所有职能，俨然一副中国华北地区的真正统治者的姿态。
日军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东部地区，关东军把部队的前锋推进到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四万人，驻扎在北平西北部的张北、尚义和宝昌等地。对于中国华北的平津地区来讲，日军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当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存在的。这是根据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与各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了各列强可以在中国驻军的条款。除日本军队外，在中国华北驻屯军队的国家还有英、美、法、意等国。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屯的列强军队中，以日本军队人数最多，达到五千六百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地区中日两军对峙的军事态势是：天津到北平之间的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部署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统辖的五个伪保安队总部，约一万五千多人。此外，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由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组成，主要部署在山海关至北平丰台的铁路沿线上。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收编的冯玉祥西北军残留部队编成。
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后，中日两军驻地和活动区域最为接近的地点，是控制北平进出的丰台车站以及宛平城这两个交通要道。为了防范日军挑衅，宋哲元在这两个敏感地区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队：由旅长何基沣指挥的第一一0旅二二0团。团长戴守义把张华亭营长的二营部署在丰台车站驻防，张营长随即命令以车站为中心构筑工事，这一工事距离东面的日军军营只有四百米。同时，第一一0旅的二一九团驻扎在宛平与长辛店地区，团长吉星文命令该团一营、二营以及团部集结于长辛店，战斗力最强的三营则被派往最敏感的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三营营长金振中把战斗力最强的十一连部署在铁路桥的东侧，十二连部署在宛平城的西南角，九连驻防宛平城，十连为营预备队。
进入一九三七年以来，为实现攫取中国华北的企图，日军在平津地区开始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从日本本土和关东军抽调作战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中国驻屯军的实力；日本的军界要人也频繁地出现在北平地区视察军情。此刻，日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对外交通，惟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带仍由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掌控，而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地，不控制这两个要地日军就不能说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军开始加强对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军事准备。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出于高度的警觉，中国军队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军队虽无法禁止日本驻屯队演习，但不让他们通过宛平城门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日本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宛平城门外的大雨里与中国士兵对视了一整天后，日军撤了回去。第二天，日军又来了。这一天，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与以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朗。这位日军大尉的日记，后来成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档案。日记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其余的叙述，诸如“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等，后来都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记载对照，只有一点与这篇日记记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后经查实，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 ，当晚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清水节朗所说的子弹飞来的方向，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存在。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朗的“失踪”士兵，当晚因为闹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来。对此清水朗明确无误地再次向驻军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长报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纷乱，结果失落士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而且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但是，松井太久郎坚持日军必须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