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异常凶猛的地空协同火力是造成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高层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失误责任不可推卸。始终出于地盘利益考量一切问题，既没有认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又没有理解中央政府强硬的抗战决心，置全中国军民的抗战意愿于不顾，置国家和民族危急关头的命运于不顾，一味地委曲求和，致使负有守卫平津之责的第二十九军严重贻误了备战和战机。
军长宋哲元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明知中央已经派出部队北上增援的情况下，仍旧滞留天津，不断试图与日本人进行求和接触，导致战事爆发时，第二十九军的高层将领连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日军的作战计划和突击方向一概不清。宋哲元离开北平后，没有留下明确的作战计划，负责留守的张自忠直到南苑失守才得知大规模作战已经开始，而这时候，第二十九军位于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一四三师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一切足以显现第二十九军作战指挥上的混乱。
抵达保定的宋哲元心境灰暗：好不容易到手的冀察地盘就这样丢了。如果说今后只有抗战一途，可平津一战部队损失惨重，再拿什么置身于军中战场？宋哲元给蒋介石打电报，认为自己应该受到国家的严重处分。但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为他承担了责任。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宋哲元还是通电全国，辞去了第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在中日双方都认为的“最后关头”，局部战争已经爆发。那么，历史将如何演变下去？
在日本军政高层内部，就对华战争的问题，立场从来没有统一过。平津一战，日军以五个旅团以上的兵力，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作战，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大城市。之后，怎样切实可行地处理对华问题，成为日本军政高层必须立即面对的问题。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若再派遣国内的师团，“就等于全面战争”了，而现在日本与中国南京政府之间，“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根本转变局势的可能性”。当然，一旦谈判不成，“只能是全面战争了”，那将是“非常t长久的持久战”。
目前，日本对中国能够使用的兵力，出于防范苏联因素的考虑，最多只能动用十一个师团，用这样少的兵力“解决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持久地打下去，“就不是单纯军方可以处理的问题”了。虽然日本军界强硬派，特别是关东军的军官们，主张一鼓作气地干下去，但最终日本内阁，乃至日本天皇，还是认同了石原莞尔的顾虑，希望战争只要能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永定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就可以将战事暂时停下来。
由于这一目的，日方开始寻找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七月二十九日，当有记者询问“平津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对应方针”时，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已身临“最后关头”，中国对待日本问题的底线是“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蒋介石的表态，令日本人试图以协定的方式让平津乃至华北像此时的东三省一样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再以傀儡“自治”的形式实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从而达成石原莞尔所认为的“通过外交谈判根本转变局势”的目的，成为泡影。
中国政府之强硬令日本内阁感到震惊。此时，距卢沟桥事变爆发，不足一个月。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从中国传出了振聋发聩的战争动员令---蒋介石《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在这个动员令中，蒋介石提出的第一点：“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他表示“战争的胜负，全在于精神”。蒋介石提出的第二点：“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蒋介石提出的第三点：“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他表示一旦战争全面爆发，最高统帅部承担着国家战略战术的制订与颁布，但位于各地的部队将领也须“自动地详细研究”战局。特别是命令未达时，面对突发情况应“临机应变”，“自动地运用智能”谋取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提出的第四点：“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他表示“任何战争得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来与强大的敌人拼命。蒋介石提出的第五点：“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他表示“革命军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想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在日后的战争中，“倘使未得到统帅部的命令，擅自退却”，“无论任何官兵，一律以卖国罪处死”。
中华民族的最后关头，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