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中国轮船公司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协议，把中国轮船全部转到德国公司的名下，理由是“中国人已经料到战火早晚会烧到扬子江流域，”“一旦交战，日本人不至于没收悬挂纳粹旗帜的船只”。精明的上海人关于可能要打仗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刚刚传来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的消息，紧接着，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上海便发生了日军军官被打死的事件：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与藏被中国士兵击毙于虹桥机场大门口。
所谓“虹桥事件”，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版本。上海市民听闻的最普遍的说法是：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驾驶着一辆汽车至虹桥，要强行通过中国卫兵的警戒线进入机场，他们不但对中国卫兵的警告置之不理，还向中国卫兵开枪射击，导致一位名叫时景哲的中国军队二等兵中弹身亡。之后，中国卫兵开枪自卫，将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当场击毙。是否有一名中国卫兵被打死，史料的记载存在着分歧。史说，时任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他这样解释了机场大门口为什么会有一具中国卫兵的尸体：“这些中国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撞，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这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让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把他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了，以便与日本人交涉。”
无论事件经过到底怎样，有一个前提是必须强调的：两个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冲直撞，企图冲击中国重要的机场设施，且无视中国卫兵的警告时被打死。然而，中国人的正当处置，又一次成为日本人的“事端”。日本人对在中国上海发动战争蓄谋已久。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中国华东地区的门户。一旦占领上海，不但能控制华东，还可以进逼南京，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日本人十分清楚。因此，“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利用《上海停战协定》中对中国军队驻军上海加以限制的条款，一直在做着战争准备。
“一二八”淞沪停战后，在上海，日军建立了以北面虹口军营为基地的核心设施，以东面杨树浦、西面沪西为支撑的外围据点。经过多年的经营，上海市区内的日本租界，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里面的机关、学校、商店和住宅内部，都构筑了各式的军事掩体，并隐藏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至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在上海地区拥有百余处军事设施，部署了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兵力，计有步兵一个大队、海军特别陆战队以及拥有三十多艘军舰的第三舰队，海军的航空队也有百余架飞机可随时准备支援作战。在上海方向，日本海军已是作战心切。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训令侨居扬子江沿岸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名日侨撤离。在海军第十一陆战队掩护下，到八月九日完全撤到了上海。应该特别注意日本政府所规定的撤侨完毕的日期：八月九日。就是这一天，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为防止日军从杭州湾和吴淞口南北两面登陆继而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秘密机构，专职负责宁、沪、杭三地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并划分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作战防御区，在四条主要防御线上修筑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防御工事。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政府在苏州成立了一个秘密作战指挥机构，对外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军事长官为张治中，其任务是：负责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主持防御线上国防工事的修筑，一旦淞沪发生战争迅速转变为前线指挥所。
张治中强烈主张对于日本应该“先发制敌”。张治中向南京郑重建议，基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而上海又是“系国际视听”的要地，因此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即“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打，予以重创。”在南京军政高层内部，还有一些与张治中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包括副总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等。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绝不能让日军把上海作为侵入华中的军事基地，必须主动歼灭上海的日军及其长江内河里的日军舰艇，在华东地区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以分散日军的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
但是，在淞沪主动开辟第二战场，需要冒的巨大风险也是显而易见：这里是中国柔软的腹部，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爆发战争，经济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损失。而且，这里距离首都南京太近，在国家都城附近发生战争，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谁能知道列强在中日开战后是否会出面干涉？如果干涉是否能干涉到令日本停止对华侵略的程度？
日本方面显然察觉了淞沪局势的不妙。令日方感到更加不妙的是，“虹桥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的态度十分强硬。日方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拆除军事工事，撤退保安队，而上海市长俞鸿钧当即表态：“该处系我国国土，无所谓撤退。”俞鸿钧很清楚：谈判是日方一贯的拖延时间等待增兵的手段，一旦日方准备好了，不仅是对所谓“共同委员会”漠视的问题，而是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以一名中尉和一名上等兵的性命换来的机会，“失不再来”。焦灼万分的日本海军表示，决不能“让死者为无意义之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