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全国发出了就职通电。九月，上海抗日战事酷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国人不但看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坚定决心，还看到了共产党人为达成全民抗战不惜放弃了以往他们坚持的主张。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
实事求是讲，在国民党一方，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联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忧虑。国民党最大的不安是，共产党会在这个历史时机生存下来且很有可能发展壮大。国民党人的不安与忧虑，来自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固执与偏差。首先，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已到了被彻底“剿灭”的最后时刻。而事实上，这只是国民党方面一相情愿的判断。其次，国民党方面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壮大。这一判断也属于一厢情愿。
在国与国之间，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利益。因此，中国在一九三七年面临的严酷现实是：全民族团结起来，独立对日作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共识的根本基础。全面战争在即，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迎面而来：中国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就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而言，面对将会蔓延至整个国土的战争，全民的坚强意志以及胜敌决心是必须的，但显然还是不够的。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比日本多数倍，国土面积也比日本大数十倍，可仅从综合国力上比较，当时的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
一九三七年，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九点九，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全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一九三七年的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唯一能够掣肘日本工业能力的因素，是岛国本土资源的匮乏。但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无异于丧失了经济命脉。而日本本土资源贫乏的现状，自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情势为之一变”。
依靠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一九三七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高达二十二亿三千万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两倍以上，占到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日本已具备年产各种作战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的产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年需要量。而中国当时没有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能力，飞机和舰船虽然能够少量生产，但主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远达不到支持一场全面战争的批量生产规模。中国能够生产的只有步兵的轻武器以及小口径火炮，其生产能力同样无法支撑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量。
根据日本陆军史记载，中日战争开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总兵员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其中战斗兵员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除国内常驻的十一个师团外，其余为朝鲜军、关东军、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其兵力配备是：中国驻屯军：一个混成旅以及关东军所属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师团。关东军：除了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二师团外，还有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独立守备队，骑兵第一、第三、第四旅团，独立山炮兵第四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九联队，高射炮兵第十二联队，飞行集团司令部，飞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联队，铁道线区司令部，铁道第三联队，电信第三联队，汽车第一、第二联队，测量队等。另外，关东军各师团在国内还有留守部队，包括两个步兵旅团和骑兵、野炮兵等，共计一万零五百多人。
日本陆军的“师团”建制，世界上绝无仅有，实际上是一个各兵种联合的作战单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师团平时兵力为一万三千，战时为一万八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师团兵力平时一万五千，战时为两万多人。日本是第一个实行现代征兵制度的亚洲国家，法律规定全国凡年满十七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都须服兵役。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除了现役的三十八万官兵外，尚有预备役兵七十三万八千人，兵备役兵八十七万九千人，第一补充兵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第二补充兵九十万零五千人。日本总人口约为一亿零五百万，其兵役制的规定意味着日本陆军在战争需要时，可动员兵力能够达到一千万人。
而中国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年才开始整编陆军。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陆军编制为四十九个军，一百八十二个步兵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六个独立旅，四个炮兵旅又二十个独立团以及少量的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七十余万人。但是，这仅仅是编制数量，作战初期预计真正可以投入使用的陆军兵力为：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和十六个独立团，兵力总数尚不足百万。中国军队没有预备役，后备兵源仅有一九三六年底才训练出来的五十万壮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