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当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受蒋介石密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毛泽东请他们将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告知南京方面，以使国共双方对于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具有共识性的准确定位：一、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反攻，收复失地；二、正规战要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和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三、担任游击战的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四、依现实情况，红军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依冀、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人后方；五、要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
根据国共双方的协议，八路军划属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统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发了。日本人、蒋介石和阎锡山，三方的心绪都很复杂。日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不屈有深刻的了解，深知日本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必有太多顾虑，但如果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作战，那就另当别论了。可以想见，当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即将联合抗日的时候，日本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尽管接纳共产党是蒋介石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做出的明智选择，但无论如何这一选择于他是迫不得已的。有一点他很清楚，如果八路军直接与日军作战，那么，他用了十年时间都没有达到的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目的，强大的日本军队或许能够帮他达到。只要八路军被推到战场的最前沿，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红军即使不被彻底消灭也遭到重创。因此，自红军接受改编之日起，蒋介石就不断地催促八路军赶赴平绥路前线。而八路军从其驻扎的陕北进入华北，必须通过阎锡山的地盘。
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他的势力外谁也别想染指山西的政策。但是，现在有三股力量同时进入了他的地盘：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在阎锡山看来，这三股力量都是他的敌人，可他无力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如何在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人拼杀，拥蒋又能始终保持山西的独立，联共又不真的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分寸中取得平衡呢？
城府极深的阎锡山看待任何事，都如同面对一本需要分析的商业账目。当汉奸，国人共弃，是义所不当为者，失败是失败，成功也是失败，不容尝试。收复失地，是以成败定是非。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必须审慎，到能成功的时候，才可为之。要是不估计我们的力量，和守土抗战认为同样的路线，孤注一掷，那就不但不能收复东四省，恐怕连华北华南也要失掉！要知道当敌人进攻东四省的时候，我们和他拼命，是个义；现在想得收复失地，必须顾到利。”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阎锡山顾不了别处，但要为自己的地盘尽“义不容辞的责任”。阎锡山对蒋介石最大的不满，是当日军威胁山西的企图已趋明显时，蒋介石在援助绥远的问题上态度消极。一九三六年夏，阎锡山认定“绥远、晋北是日之在所必取，如不守，这里会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因此希望南京政府给予支持。为此，他甚至同意“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可蒋介石只是一再命令他出兵陕北“围剿”共产党武装。显然，阎锡山已经算计出，此刻对于他的山西而言，日本人的威胁为当务之急。他回复蒋介石：钧座可以另派部队，晋军决不出兵陕北。阎锡山知道他的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而依靠蒋介石解山西之危几近幻想。
毫无疑问，阎锡山对共产党不但充满惧怕，也充满仇恨，特别是共产党武装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与他山西一河之隔，令他更加万分警觉。他在山西组织了一个庞大严密的“防共”网，制订了各种各样的“防共”措施。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阎锡山既是确信不疑的又是所急需的。希望保住地盘的阎锡山开始考虑联共问题，他认为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或许是保存自己的一条出路。
信奉“存在就是一切”的阎锡山不再提“防共”了，转而提出山西的第一政策是清除汉奸。当共产党方面表示，愿意与阎锡山达成谅解，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时，出于内心的不踏实，阎锡山召集幕僚们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如果日本进攻绥远，是中立好，还是帮助日本打共产党好？还是联合红军抗日好？“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三十八人，以三十一对七票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平津相继失陷后，阎锡山到南京接受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在南京期间，他聆听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防会议上发表的对抗日战争战略意见。回到寓所后，阎锡山对随员说了这样一句话：“非打不行了！不打，共产党不答应！”共产党武装已经进入他的地盘，因此阎锡山对共产党方面格外在意。晋北战局的恶化速度大大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就从绥远一直打到了内长城脚下，已经逼近太原。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够发挥作用，凭他以往对共产党武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八路军能够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