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关东军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一九三0年九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
一九三一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在主张武力扩张的日本军人中，关东军高级参谋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最为激烈而强硬，他们提出了以“占领满蒙”来“转变日本国运”的侵华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热烈追捧。--日本军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扩张摆脱国内危机的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天晚上，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的柳条湖，他们将四十二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二十二时三十分，这些炸药被引爆，一段一米多长的铁轨在炸裂的巨响中被炸弯。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居然安然无事地通过爆炸点驶向了沈阳----爆炸似乎没有达到效果，但对于关东军来讲，这样的效果已经足够了----爆炸过后不久，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二十三点四十六分，驻扎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驻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北大营附近的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日本关东军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向沈阳集结，先“惩罚”中国军队，然后占领东三省。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的时候，中国东北的军政大员们正安闲自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驻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他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以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东北军重要的北大营驻军、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关东军开始攻击后，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同时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报告。荣臻给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种军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时分，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四时，驻扎铁岭的部队抵达，配合独立守备大队占领北大营；五时三十分，赵镇藩带领退出北大营的第七旅到达沈阳东山嘴子；六时三十分，驻扎海城和辽阳等地日军赶到，占领沈阳内城后，联合向东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官兵不战而退；八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机场以及所有的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的两大史实甚为重要：一是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二是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双方兵力异常悬殊：关东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各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约三千人，总计约两万三千四百人；而中国东北边防军总兵力尚有二十万人。特别是，事变爆发时，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一万两千多人，但是这座坚固的军营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都言是国民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关于这一点，1990年，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张学良后来以主张抗战而闻名史册。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给东北边防军下达的第一个命令确实是“不抵抗”。
东三省“易帜”后，张作霖家族不再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地方军阀，东三省已经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因此，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日后逐渐成为著名的抗日统帅和将领。只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选择的是忍让。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最后，对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来讲，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与抵抗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两者权衡，前者更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前的七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作战命令，率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之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同样举国民情鼎沸。“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中国的行为不但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而且日本国民就此沉浸在了军国主义的集体狂热中。日本官民共同认为，这无异于给了日本以“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最良机会”。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性狂热尚武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致使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军人冲入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十天之后，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成立。日本政党内阁终结的结果是：军国主义者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