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面前。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前后持续八十多天，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告终。从双方投入的作战部队来看，作战力量相当悬殊。在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七个军团十三个军三十六个师十五个旅，总计约二十五万官兵，其中东北军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的晋军、西北军和新组建的中央军。而日本军队则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上将亲自指挥，所辖第六、第八师团，第三十三、第十四混成旅以及关东军的飞行队，总计约为八万人，但从官到兵均是久经沙场。
在喜峰口，中国第二十九军主力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让日军胆寒的是，中国官兵手持大刀猛杀猛砍，令日军士兵血肉横飞。战斗胶着之时，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率部夜袭日军阵地，日军正在熟睡，中国的大刀突然出现，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闪闪，数百名日军顿时身首异处。最后，日军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侧背的战术，逐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密云等县城，逼近通县、顺义乃至北平城下。
日本人认为时机已到，提出双方举行谈判。长城抗战持续三个月，中国守军伤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日军伤亡两千四百人。停战始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双方军队对峙于平津之间。中日双方拉锯式的谈判结果是--《塘沽协定》。《塘沽协定》是一个严重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以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规定了中国军队永远不能越过该线去收复热河省以及东三省的失地，也等于中方承认了日本占领热河省的事实以及长城线是“满洲国”的边界线。它还特别规定日本军队可以不受长城线的限制，这就等于为日本入侵中国华北颁发了一张特许证。
《塘沽协定》的签订，受到全国舆论的强烈遣责。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决不承认其任何一项条款；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在《塘沽协定》上签字；不少国民党将领发表通电，表示“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于圈牢待宰，等一死耳”。就连列强们看到《塘沽协定》也十分惊骇，感到日本人得到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因为中国的热河省不但被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南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
1933年，蒋介石决定动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发动第五次“围剿”。尽管蒋介石强调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是这一年还是出了两件与共产党有关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军官兵不满国民政府一再对日妥协，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驻军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与江西瑞金的共产党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和红军联合对日作战。由此，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向福建进攻，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了第十九路军的部分将领，最终导致第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逃亡香港。二是冯玉祥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作战。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受到共产党的蛊惑，调集大军准备对冯玉祥部实施围剿。在多重军事压力下，冯玉祥被迫出走，抗日同盟军内部随即分裂。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冲进了共产党中央苏区腹地，中国工农红军突围而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史称“长征”。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开始认真地考虑日本问题。
为进一步表明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国民政府专门派大员去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反复表达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同时，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通令严禁排日运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通告各媒体禁止刊载排日消息。日本方面很满意，主动提出把驻华公使升格为驻华大使。接着，中日发表了双方使节同步升格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中日关系似乎“亲善”了起来。无法解释，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何以会在日本是敌是友这个问题上如此混淆。这一问题已是无需探究的事实：中国的东三省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热河一线的沦陷表明日本的野心是进占华北之后侵占整个中国，他们决不会停止在长城边上与中国“友好亲善”。就在中日双方的政府大员为中日“亲善”开始欣慰的时候，日本军部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下一步的入侵计划，目标是中国的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