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三月，关东军谋划了他们的“对华政策”：一、依据《塘沽协定》以及附带条款，扩张日本已经取得的权益，在中国华北确立亲日地带，以为“满洲国”的地缘保障；二、为造成华北与“满洲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需尽快提升两地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四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策动“华北自治”。所谓“华北自治”，即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上，于华北五省建立与日本“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
一九三五年五月，天津的两个亲日记者相继被刺杀；接着热河南部的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追击下被迫进入长城以南地区。日军先是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继而指责中方违反了《塘沽协定》，结果导致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签订了《何梅协定》。当何应钦表示已惩办了相关人员后，酒井隆当即提出：将中国驻平津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党部，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何应钦最终答应了酒井隆的所有要求。但是洒井隆又提出了四点要求：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取消；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军撤至河北以外；中国军队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也必须撤至河北以外；排日行为必须禁止。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何应钦再次答应了日方的所有要求。
然而，更令中国人“惊诧”的事随即发生了：一九三五年十一白二十一日，日方突然对中国提出了十三条要求。还未等国民政府对这些等同于“最后通牒”的蛮横要求作出回应，两天之后，在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一个名叫“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伪政权机构在北平以东的通县宣布成立了，领头的中国人叫殷汝耕。殷汝耕，浙江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个“任何时候都是甘心情愿地投靠日本”的人。这一年的年底，为防止“自治”事件被不断复制，国民政府解散了北平军分会，成立了一个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性质为半地方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面对接连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行刺了汪精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六中全会后在南京会议厅合影，以记者身份进入会议厅的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行刺行政院院长时，他的回答是：“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被卫兵击伤的孙凤鸣于次日凌晨离世。接着，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北平学生冲出了校门，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猝然爆发。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国已经忍无可忍。
一九三六年，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开始改变对日态度。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以及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汪精卫被刺，提出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取代，这标志着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的地位大幅下降。同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扩张，已严重危及英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的渐强，连同英美对日态度的渐强，助推了国民党高层开始改变对日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开始对日进行战争准备。
意识到对日作战已无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首次表达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就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战争危险临近的时刻，日本国内突然发生了一起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暴动。长期以来，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形成了以陆相荒木贞夫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陆军将校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组建军人内阁，实行军事独裁；“统制派”则坚持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体制，主张军队的一切行动均由军部中央统制。
随着日本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能解脱，两派在如何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皇道派”主张对苏战争，而“统制派”主张先向中国内地进行武力扩张。一九三五年七月，两派因人事安排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皇道派”少壮军官冲进陆军省砍死了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遏制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陆军部决定将“皇道派”军官们的主要据点---—驻扎在东京的陆军最精锐部队第一师团----调往中国的东北地区。调动命令尚未下达，“皇道派”军官们便决心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天皇身边的那些妨碍实现军国主义政治理想的谋臣们杀掉，以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晨，“皇道派”的九名军官率领一千四百名士兵冲出军营，迅速攻占陆军省和警视厅，包围并袭击了日本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住宅，砍杀了内政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企图砍杀冈田启介首相时，仅杀害了首相秘书，首相本人侥幸逃脱。这些陆军军官的暴动计划并不严密，他们没能控制通往皇宫的道路，也没有应对始终与陆军对立的海军的准备，结果天皇下令对叛乱实施镇压。四天后，大多数叛乱官兵返回军营，一部分叛乱军官自杀，其余全部投降。
日本陆军叛乱后，幸免于难的冈田首相辞职，原外相广田弘毅出面组阁。控制了日本军部的“统制派”将领立即向新内阁发难，不但强行插手内阁阁员的安排，还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军部控制内阁的措施。广田弘毅对军部唯命是从，全面接受了军部的主张，恢复了一九三一年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首脑改为现役军人担任。日本陆军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军人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即日本军部事实上控制了中央政府。军人夺取政权，使得法西斯势力在推动战争上得到了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