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王树增著

 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1)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这场长达数年的中日战争,使中国大半国土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近两千万中国军民在战火中丧生。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而中国人是否知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四百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分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指挥二十万日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当时,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们的私属领地。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这一发声于四百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作“进入”。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知逻辑上丧失“侵略”与“被侵略”这一常识判定的国家,前所未有。

十七世纪初,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开疆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的扩张理念,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当看到“天朝上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后,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种极度焦灼的情绪,这种混杂着不解与震惊的情绪,其核心还是生存危机意识。至今影响着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维逻辑,产生于中国大清咸丰年间,名为“补偿论”。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是这一论述的鼻祖。据说他十五岁就已经饱学中国儒术,十七岁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近代中国的政客谋臣们,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他们给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议守”或“议和”。而吉田松阴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却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他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

“进军”中国的目的是什么?是劫掠。“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素的事。”这种逻辑违背了常理。为了实现“大大日本国”的宏伟目标,依照“补偿法”的基本原理,在确定劫掠目标时,日本人认为最易得手的莫过于中国。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兴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佐藤信渊,生于1769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1832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一百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顽固持守令人难以置信。一般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转折点,自1868年明治维新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从封建国家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把视线转向海外,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在明治维新和以后日本所处的客观形势中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和“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近代中国与日本一样“瞠目而视”,并“感到惊愕”,但是,两个国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中国致力于固守疆土,购买军舰横陈港口,修建炮台把守海岸,千方百计地要把列强阻挡在国门之外。而日本却把富国强兵作为国策,把疆土防线从本土推向海外。这种向内消极防御和向外积极出击的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悲剧历史的根源之一。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不断染指中国,这使得在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强大的日本“改组”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一八七九年,日本占领冲绳,将属于中国的琉球改为冲绳县,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岛屿强行纳入日本版图。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出面调解,无效。一八八七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个最为嚣张的侵略中国的蓝图出笼了。小川又次,这个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军官,在一八八七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当时他的军衔是大佐,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这一作战计划被日本军方视为全面侵华的重大军事机密,名为《清国征讨方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抱有一个荒诞的逻辑,即“日中连带论”。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

鉴于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国的详尽作战计划: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乃至五十年后的中日战争中,这一作战计划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小川还就占领中国后如何处置这片偌大的国土,提出了方案。

为说明占领并分割中国“并非暴举”,小川又次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番离奇的辩解。首先说,当年清朝夺取的是属于明朝的中国,既然清政府没能把中国引向文明,就应该让清人退回到满洲老家去,将拯救中国的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但让中国的明朝复兴,又无异于制造出一个新的大清王朝,这样中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不如把中国分割成块以便利于日本统辖。与丰臣秀吉一样,虽然出笼的是侵略计划,小川又次仍回避着“侵略”二字。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词语是“进取”。一八九0年,日本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这个时候的日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动战争。四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