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王树增著

   第一章 最后关头(4)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发电,言他会本着“中央之意旨”处理相关事宜,但因他的部队均处驻防状态,散落于平津各地,集结需待时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带”已非常危险,请示南京是否应该放弃驻防。蒋介石立即回电,告知宋哲元“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同时切望第二十九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为促使宋哲元尽快行动,蒋介石专门抽调了六个高射炮连开赴保定,命其归宋哲元指挥,并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速运子弹三百万颗”给第二十九军。但是,宋哲元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

就在宋哲元想方设法与香月清司商谈妥协条件时,日军紧张地准备着进攻北平和歼灭第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于十五日报给日军陆军部:“以突然行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以现有兵力进出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作战计划拟动用的兵力除以河边正三为旅团长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骑兵之外,还有增兵中国的第二十师团,独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以及以德川好敏中将为兵团长的航空兵团。以上部队均配属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特种部队,航空兵团拥有侦察机七十二架、战斗机八十四架、轻型轰炸机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三十架,作战飞机总计二百二十二架。

中国方面得到相关情报后,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企图包围北平并歼灭第二十九军全部。始终对南京怀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将信将疑,而且为了不刺激日军,竟在这天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了抗日热情高涨的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宋哲元对蒋介石中央军的警惕,比日军还甚,这让中央军派系的大员们感到既恼怒又无奈。

十六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抵达平津地区,朝鲜驻军的一个师团正在向平津疾进,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已集结于长城附近待命出击。此时,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和各界名流已陆续上了庐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了讲话。在这个著名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中,中国政府表明的抵御外侮的决心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赞扬道:“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强硬立场,至少基于三点理由:其一,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各地军阀统辖的地盘控制能力薄弱。军阀们都对中央抱有戒心,那么,如果不在抗战立场上表示出没有余地的强硬,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将会造成战局的不可收拾。其二,不强调“收复失地”而强调“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强调在不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仍望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危机。其三,与日本的国力和军力相比,中国处于劣势。外交上的强硬不但不损害民族尊严,还可以使双方的谈判得以持续,由此尽可能多地赢得战争准备时间。

此刻,在日本军政高层内部,矛盾的激化仿佛他们也到了“最后关头”。战争狂热情绪的日益膨胀,令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十分焦虑,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日本国内能够动员的兵力总数为三十个师团,除去在“满洲国”和朝鲜的驻军之外,在中国方面最多只能投入十一个师团。因此,如果这时候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其结果只有和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深渊”。因此,他甚至主张应果断地将华北军队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北,然后由“首相亲自飞南京和蒋介石解决中日根本问题”。可是,“扩大派”的将领坚决反对石原莞尔,他们认为这样会导致日本丧失在中国的全部利益,甚至会导致日军不得不从“满洲国”撤退,这样一来将是日本“国策”最悲惨的失败。

从后来的战争结局上看,此刻的石原莞尔,可能是日本军界唯一预测到了未来的清醒之人。只是,他的主张并不是基于反对对中国的侵略,而是出于苏联有可能对日开战的高度警惕。但是,在日本政客和军人眼里,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物产已有手边,怎么可能放弃?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几乎是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的同时,东京日军参谋本部正式通报了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的具体说明是:“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限制在华北,然由于情况变化,可能转为对华全面作战”;决定在二十日之前,动员国内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华北集中;增援兵力集中完毕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参谋本部对战争的预定是:两个月内消灭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三至四个月内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的国家政权。

何应钦将日本扩大战争的情报通报给宋哲元。然而,就在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本驻屯军提出了妥协方案,内容包括:宋哲元道歉,处分当事者营长,取缔排日言论、组织和活动,北平由宋哲元卫队驻扎等。十九日,宋哲元留下张自忠在天津,他与冀察军政首脑们乘坐日本人准备的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平。就在列车行进于半途中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当晚十时,日方发表了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声明,声称二十日午夜后日本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得到消息的张自忠立即派出代表会晤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一个小时后,即与日方签订了包括“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冀察方面主动罢免不适宜职员”、“第三十七师主动撤出北平等条款在内的秘密协定。

宋哲元认为,既然已经全部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日军就不会把第二十九军赶出平津地区了。宋哲元甚至向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保证,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就在宋哲元与日方签订秘密协定的九个小时前,十九日十四时四十分,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董道宁针对平津地区的中日问题特别声明:此次事件“因为地方性质,故希望在地方谋求解决,但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政府承认”。日方立即表示无法接受,言“冀察政务委员会乃有别于其他地方政权的大规模特殊政治形态。多少次重要的地方交涉向来由其进行,南京政府并未过问。而今竟突然主张我方和冀察政权的对话,必须经过承认,完全是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障碍”。---难道日本人真的不懂,冀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冀察政权组织都是中国政府职能的地方代行者,难道东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签署协定而日本政府不能过问也无需认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