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2）

二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地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只是这个辩解更加耸人听闻：三百年来紧缩的日本一跃而为扩张膨胀的日本的大好时机，不在此刻又在何时呢？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一大打击，把文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尽管大清王朝在1885年就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并于《清国征讨方略》出笼的第二年，即1882年，成立了具有二十五艘战舰、总吨位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仅仅六年后，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即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1895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予日本，同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尽管后来在列强利益关系的制衡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中国需要再多赔偿日本白银三千万两，此项赔偿被称之为“赎辽费”。自己的国土竟要从劫掠者那里赎买回来，这样的逻辑在国际关系中绝无仅有。

近代以来，日本给与中国人的精神侮辱，远比物质抢劫更为深重。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占据并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他们几乎同时提出了“保护中国”的建议—这显然是坐地分赃的伎俩。看到独霸中国已不可能实现，1898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1900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他们联合入侵并占领京城，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列强们的军队在紫禁城阅兵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在对中国入侵和抢劫的八国联军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两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四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日本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八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从中国山东半岛登陆—此前那里是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整个胶州湾，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胀论》一书中，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词：“移植”。那么，日本应该向哪里“移植”呢？日本人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对岸有合适的地方。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强入侵的行动中，中国从未赢得过胜利。191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名义上主权独立的中国已成为国土最为破碎的国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占领台湾后，又占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割据广东、广西、四川以及云南；英国占领香港后，染指长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并武装入侵西藏；德国的势力占据山东；葡萄牙进占澳门。当时的中国是国家一贫如洗、国民苦难深重。但是，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在中国的苦难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边的苦难中。一战结束后，英美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扩张势头，促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不但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进行了种种限定，比如确认满蒙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容别国占领，而且还给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为一流帝国，日本为二流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为扶助角色。这让日本人感到愤懑和难堪。

面对中国，日本的苦闷源于这位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地抵制日本？这种苦闷催生了日本军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一九二一年，几名被派往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敏四郎，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