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舍抗战外无生存(1)

萧瑟的秋风中，日军第十军的将领们几乎可以望见中国首都南京城了。他们无不认为，能够首先攻占他国都城，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无上荣耀。此刻，淞沪战场上的日军以超出预想的速度攻击至苏州附近。尽管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将作战地域定为苏州一嘉兴一线以东”的指令，认为华中方面军的作战不应该“超过该线”，但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将领们——特别是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强硬地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向中国正式宣战，并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日军将领们认为：不让对手喘息而乘胜追击，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如果政府不正式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没有名分；更重要的是，已经进逼中国首都而不去占领，日本国民会对日军的战斗力产生误解。

自中日开战以来，关于是否扩大战争规模，日本内阁与军部内部一直存有争论。如今，日军已经兵临中国首都，战争将如何演变下去，成为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个巨大纠结：就战争本身而言，日军华中方面军认为，一鼓作气地打下去，制胜的前景不可估量。但是，东京的政客们意识到，占领一国首都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而是必须给战争目的作出一个定义的政治问题一如何定义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或者说是否就此正式向中国宣战，日本内阁感到十分棘手。

毫无疑问，在不宣战的状态下，战争无法顺利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也难以达成：军事上受到各方面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力；即使通过武力强行占领的地区，邮政、金融等行政系统也无法运作。但是，日本的现实又需要不宣而战。宣战之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自不待言；更要紧的是，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钢铁、棉花和有色金属等，必须统统依赖进口，特别是从美国进口。一旦向中国正式宣战，战略物资的进口便会受到国际法的严重制约，美国极有可能首先拒绝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如果日本失去了进口供应，不要说支撑战争，就连本国人的日子都将过不下去，

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和军部曾反复磋商，衡量利弊，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四委员会”负责论证此事。“第四委员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发布宣战对日本不利。——这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阁决定以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代替宣战诏书的原因。近代以来，日本人从不愿清晰地定义其侵略战争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总是含糊其辞地把对外发动的战争称为“事变”，其原因被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更多属于精神上的”问题。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如意设想是：在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恶名的前提下，被占领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日本的统治。拿日本官方的表述便是：圆满解决事变。——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及上海之后，日本人认为，眼看就要丢掉国都的中国人表示臣服的时候已经近在眼前。

在日本人看来，实现灭亡中国和称霸世界，其手段有军事摧毁和政治迫降两种。在入侵中国之初，速战速决是日本的设想，即在两到三个月之内利用强大武力令中国屈服。但是，即使占领了北平、占领了上海，即使已经兵临太原、兵临南京，日军也没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没能摧毁中国的主体防御体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丝毫屈服的征兆。加之国际舆论日趋严重的压力，纠结难堪的日本政界开始探求实行另一种手段的可能，即通过第三方与中国政府谈判，迫使中国政府鉴于强大的军事压力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日军参谋本部急令华中方面军停止在苏州一嘉兴一线暂不向南京实施攻击的原因。

能够胜任的“第三方”应该是谁？日本人认为德国人最合适。日本人选择了在法西斯理念上与其有着共同立场的德国人，原因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判断中国政府不但有与日本谈判的意愿，而且德国也是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第三方”。德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德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中国则向德国输出重要的工业原料。在中日战争面前，德国面临着两难：支持中国，必定得罪日本，且有违法西斯的全球战略；支持日本，又会严重损害德国的在华利益。德国因此愿意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

而国民政府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就曾谋求过国际社会的外交调停，力求通过国际力量将战争局限在局部范围内。南京委员长侍从室秘书萧自诚曾向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透露过蒋介石让德国充当调停人的真实意图：“德国希望中国参加反共反苏阵线，自不愿中日间的战争演变为长期性的；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亦不希望进行长期战争，他是采取逐次吞并的策略，因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颇大。如果谈判，总需要一些时间，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这虽是萧自诚的话，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法。”

十一月二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列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同时强调说，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这些条件，“强使日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时，日本将一直进行到中国完全崩溃为止，而那时的条件将大大加重”。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蒋介石都不可能接受日本人开列的条件。只是，他仍心存一个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就要在布鲁塞尔召开，会上将要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如果国际力量能够制止日本，一切危难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了。但是，连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都认为《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根本不值得期待。日本一九三三年就退出了九国公约组织，当下，日本和德国已明确宣布拒绝以任何身份参加这次会议。

果然，十一月三日一日本向中国提出谈判条件的第二天一《九国公约》缔约国中、美、英、法、意、比、荷、葡。以及后来加入的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挪威、瑞典、丹麦、墨西哥、玻利维亚，还有特邀国苏联等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是，会议还没有开幕，英美等国就相互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说服了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出面主持会议，但各成员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议题并不感兴趣。

布鲁塞尔会议仍在暧昧地进行着。日军开始在中国杭州湾大举登陆。十一月四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会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在日本提出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日本不能自视为战胜者，中国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最后通牒，中国的主权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蒋介石告诉陶德曼，如果接受日本人开列的条件，对于国民政府来讲无异于自杀。”同时，蒋介石又狡猾地让陶德曼提醒日本人注意到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

德国人继续向国民政府施压。思路还是蒋介石的意思，只不过他们是反过来说的。陶德曼向孔祥熙、白崇禧等中国军政高层人物描绘出这样一种前景：如果中国不谋求与日本谈判，一任目前“战局拖延下去”，那么当中国经济崩溃之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日本向国民政府施压的手段，依旧是军事上的强大攻势：蒋介石会见陶德曼的第四天一十一月八日——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冲进了太原城。太原的陷落是军事上的悲剧。

从当时中国战场看，太原这一局部战场，是最有希望遏制日军的攻势并给日军以重创的。太原北部的忻口阻击，顽强进行到十月底时，日军已经死伤无数，精疲力竭，几乎丧失了继续攻击的勇气。一如果山西战场上的日军严重受挫，广田弘毅开列谈判条件的时候是否还能如此强硬？但是，忻口战场侧后的娘子关，这个被毛泽东视为致命隐患的战略要点，却在山西战局的关键时刻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