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王树增著

   第八章 舍抗战外无生存(4)

 

在华北战场上,停止在德州一石家庄一线的日军开始向南推进。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在平汉路东侧追上了万福麟部的第五十三军,将其击溃;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沿平汉路西侧南下,在石家庄以南的元氏附近与中国军队商震部的第三十二军接战,两天后攻克元氏,接着向南占领了邢台。中国军队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为掩护中国军队各部后撤,沿平汉路东侧迎着日军而上,与谷寿夫的第六师团激战两天后,两军对峙于漳河两岸。,战至二十日上午,漳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相继失陷。前来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指挥两个师向日军发动反击,两军在漳河南岸滩头逐渐进入白刃混战状态,第五十二军伤亡士兵达三千以上,日军也伤亡惨重,双方再次形成对峙。

由于西面娘子关吃紧,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奉命入晋。华北战场上平原地势本身就无险可守,平汉路上的中国守军又逐渐兵力单薄,以至于日军长驱直下越过邢台、邯郸,向冀豫交界处的安阳大举进攻。固守安阳的中国军队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师连日苦战,官兵伤亡殆尽后,安阳陷落。日军在华北已经纵贯河北直抵河南。在华北的西面,日军攻占了太原。而在中国的南方,日军占领上海后正向南京逼进。国民政府承受着难以撑持的军事压力。

然而,,一直等着中国屈服的日本人,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中国政府决定迁都。中国国民政府把首都从南京迁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此项措施,在使中央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之妄想与狡谋”。面对日本强大的武力侵略,面对日本“狡恶”的政治威胁,除了抱着“破釜沉舟之决心”誓以血肉“撑持”国家的“寸地尺土”之外,蒋介石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选择。

布鲁塞尔会议终因开不下去宣布休会了一国联这个国际组织以后再也没有开过会,从此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因为会议不但没有形成对日本制裁的任何决议,国民政府的代表甚至没能说服各国“把日本定为侵略国”。十二月一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突然出现了某些变化——或许是已经获悉再也无法指望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或许是同时获悉了日军决定攻击南京的情报。十二月二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是否存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可能性。由于此前与日本方面通过“第三者”进行的沟通高度保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第一次听到了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出乎蒋介石预料,徐永昌、顾祝同等人认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谈一谈,而白崇禧说得更直白:“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最后,蒋介石的态度是:既然认为日本人开列的条件并不是亡国的条件,那么让德国作为中间人的谈判可以继续。只是,华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定要保证,“开发经济及供给资源可以作相当的让步“;如果日本不能放弃驻兵权,那么只能按照之前《辛丑条约》“规定的区域执行”;另外,“上海恢复八月十三日以前的原状”。当天傍晚,蒋介石再次会见陶德曼,转达了上述立场。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日本人突然改变了态度。当德国人把中国的立场转告日本方面后,广田弘毅外相十分诡秘地说:“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将在征求军部意见并进行研究后给以答复。”“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显然指的是攻占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了——尽管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但无论如何南京仍是中国的首都——国都被敌国军队攻击甚至占领,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严重事件,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来讲更是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

首先是守还是不守的问题。李宗仁的意见很明确:南京不可守。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路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白崇禧“极同意”李宗仁的意见。

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前敌总指挥陈诚认为“南京孤立,无现代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他对蒋介石陈明的意见是:“敌人在战术上虽获胜利,但在战略上实已失败。现在我军应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以贯彻我持久抗战之目的。”只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主张死守。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于是,蒋介石的意见是:“南京是应该守一下的。”

接着便是谁来守的问题。多数史料认为,后来出任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的唐生智是“自告奋勇”,甚至认为官场一直不得志的唐生智想借此一战翻身——“唐生智那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大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又蹲上去。”毫无疑问,唐生智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抗日将领。同时,他也是主张长期抗战战略的将领之一。没有任何史据表明,他承担防守南京的军事指挥任务是逞匹夫之勇,更没有史据表明他有以此谋求私利的企图——孤军守城,九死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面对绝境,位高权重之人求生者比比皆是,求死者凤毛麟角。有史据表明,与唐生智一起留在南京城内的,还有他的全家老小。

南京防御会议与会者之一白崇禧晚年回忆道:“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负防守与城共存亡。”只是,无论是白崇禧,还是与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副部长王俊都不免为唐生智担忧:“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撤退的沿途,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南京至少进行两个月的短期防守计划。为此,特成立第七战区,以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改任战区司令长官,原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武汉。同时命令刘湘指挥第二十一军团和第二十三军团东进,协同第三战区支援南京作战。,此时南京卫戍军的作战部队仅有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三个团的宪兵部队,且都是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亟待休整补充。严重的兵力不足,导致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线根本无兵可守,现有兵力仅能部署城郭阵地而已。或许是以如此单薄的兵力防御首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说不过去,蒋介石开始截留或调动其他部队赶赴南京,先后调入了第三战区的九个师和第七战区的两个师。以上部队陆续抵达南京后,形成了南京保卫战的基本战斗序列。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第四十八师,师长徐继武。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师长谭邃;第一六师,师长叶肇(兼)。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辖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辖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兼)。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辖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兼)。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辖第一三师,师长何知重;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宪兵部队(三个团),宪兵副司令萧山令。江宁要塞部队,要塞司令邵百昌。辖炮兵第八团之一营,防空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队,城防通信营,本部特务队。以上序列,虽然有七个军以上的番号,但总兵力仅十五个师,约十万余人。

得到兵力补充后,唐生智恢复了南京面向淞沪方向的外围防御阵地。其部署为:第七十二军派出一部至南京南面的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第七十四军位于江宁镇以东,“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秦淮河以南的“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东面的句容附近“派有力之前进部队”;第八十三军“任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南京东北方向的龙潭之守备,并向龙潭以东的下蜀派出前进部队。接着,徐源泉的第十军抵达,第八十三军被前推至镇江和丹阳附近;第七十一军抵达后,被加强给镇江要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