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用精神和血肉争取—个像样的结局（1）  

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举行了南京入城式后，日本占领军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开战仅仅五个月，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包括华北大部、华中东部、热河以及绥察等大片国土相继被占，中国军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击作战，伤亡已达三十万人以上。那么，中国是否在开战之初便满盘皆输，而日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双方在这个时候似乎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还不如说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军事混杂在一起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交战之中何为胜利？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继续让德国充当中间人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判断：中国到底会不会屈服？谈判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一问题引发了主张适时结束战争的主和派与主张继续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的交锋。国都都已被日军攻占，难道中国人还不屈服吗？陆军方面坚持认为，中国屈服的可能性很小。陆军的判断缘于战场上受到的顽强抵抗和付出的巨大伤亡。为此，参谋总长特别说明，目前日本面对的局势，急需将国防力量“充实整顿”，外相应设法令谈判“不致中断”。但内阁成员认为，“不能老是浪费时间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继续施加强大武力国民政府必会彻底崩溃，那时战争才能真正结束。会议持续了几天，意见无法统一，直到与会者反复研究了日方提出谈判条件以来中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这才得出了“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所使用的言辞实属无礼”的结论。于是，与会者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

二十一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其基本内容是：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排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四、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开列的条件细目有：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五、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八、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九、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远远越过了十一月二日的条件”，让“中国政府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广田弘毅外相的回答是：“军事局势改变了，又有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德国外交部将狄克逊的报告转告陶德曼。陶德曼要求会见蒋介石，却被告知蒋介石“生病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会见了陶德曼，两人首先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感到“极其惊讶”，继而明确表示：“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中国的态度令德国人很是为难。陶德曼继续劝说国民政府，甚至警告，如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也许会导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可是，中国方面再也没有任何答复了。

见不到蒋介石，也得不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本的政客们逐渐焦虑起来。一月十一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一“这样的御前会议是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统帅，参谋本部部长、次长以及全体内阁大臣，“并特邀枢密院议长出席‘。会议最终确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要点是：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此刻重新考虑而悔悟过来诚意求和”，则根据谈判细目所开列之“日华和谈条件进行谈判”。二、“如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十五日，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日本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得更加厉害。主战派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哪怕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抛开国民政府，也必须使用强大武力直到中国彻底屈服为止。主和派则认为，不能因为日本单方面制定的期限，“就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黯淡的长期战争”。这天晚上，主战派的强硬立场被呈奏天皇。天皇询问了几个很实际的问题，令主战派与主和派同时意识到，此时，面对中国，无论战与和，都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了：一、在南方还有中国的抗日军队，日军打算怎么办呢？二、已经拥立的华北政权，是不是得由日本负担呢？三、怎样对付游击队的战术呢？四、据说陆军想到了“尽善处理的办法”，是怎么回事呢？

十六日，日本内阁发表如下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充其量只是个流亡政权而已。以后所有日中之间的外交交涉，都与国民政府无关，日本只与他们扶植的中国“新政权”即伪政权“邦交”。

十八日，日本政府命令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回国。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了“研究”，命令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回国。同时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所谓“陶德曼调停”就此结束。中日两国宣布断交。

平津、沪宁失陷后，中国不但没有屈服，相反，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更加坚强。中国人在声称他们要“研究”的时候，早已将战争的前景研究透彻，那就是：把日本侵略者拖入中国广袤大地的深处，直到把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彻底拖垮为止。从军事角度讲，中日开战五个月来，无论对战争前景持何种看法，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到来之际，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会被中国打败”的观点是虚张声势。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没有支撑现代化战争的工业，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军队也不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中国的对手日本在战争爆发五个月后评述道：中国现有军队共二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数量来说，共有二百多万。可是，能够称为现代化军队的，且是有现代化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  中间偶然有一两个旅或团好一些，然而严格地说，仍旧是落伍的。在一·二八沪战时，虽然有一些下级干部和士兵很勇敢，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不能因此便承认他们有现代军人的资格。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由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也就是南美洲的战术。中国军队之弱点为天下周知：中国高级将领不学无术，妄自尊大。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的经济中心，使他毫无接济，毫无办法。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内，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  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这样的评述至少在表象上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