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让鬼子过黄河（1）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空军两架B-10重型轰炸机从武汉起飞，在宁波机场加油后，于二十日凌晨，三时，分别飞临日本熊本市、久留米市。、福冈市、佐世保市和长崎市上空——中国空军重型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两百万份《告日本国民书》。这份由中国国民政府发布的、以蒋介石口吻写就的告知书，详细说明了日军在中国究竟干了什么，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将给日本国民带来．什么。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有异国战机飞临其领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二十架96式陆基攻击机，曾从朝鲜半岛的济州岛起飞，飞越黄海轰炸中国首都南京。事后，日本人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渡洋爆击”，是“世界最初的航空作战”o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经过近一年的对华作战，中国空军的有限力量损失殆尽，而就在日本大肆宣传中国在其皇军的“神威”下已无还手之力时，中国空军竟然也能越洋飞临日本进行“爆击”且安全返航。更何况，伴随着中国空军战机的轰鸣声，日本国民看到的是威力毫不逊色于炸弹的东西——两百万份告知书如同暴雪漫天狂舞。

    中国空战史将铭记这几位勇士的名字：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少校，副队长佟彦博上尉，飞行员蒋绍禹中尉、苏光华中尉，以及通信员陈光斗少尉、吴积冲少尉，领航员雷天春少尉、刘荣光少尉一其中，佟彦博、苏光华以及雷天春、吴积冲，都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告日本国民书》，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份决议。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面临着政略和战略上的调整，以便重新组织全国的抗战，于是决定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今后的战争任务和行动方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五日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八项建议。四月一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基本一致。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甚至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近似或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等等。《抗战建国纲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中国向世界宣告：尽管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但中华民族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苦，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多么需要“人心凝结为一”。

    台儿庄战事暂时平息后，中日双方都开始了对战局的考量。在东京，关于“扩大”或“不扩大”战局的争论再次出现。“不扩大派”的根本出发点，是基于对日本经济现状、工业能力、外交困境以及应对苏联的战争准备等诸方面因素的顾虑，不得不做出的固守现占领地，仅以军事和政治压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基本方针。“不扩大派”还是坚持认为：当前在“作战上难以解决事变”，“不过是强使小局部特别是末梢部出血”而已。在这种情形下，“占据徐州，大致需要增加二个师团，对苏关系的兵力、资材也会因攻占徐州而愈益缺乏。况且，还将使既定的充实军备计划出现致命障碍”。

    日本陆军是日本政治的主宰者。傲慢而强硬的陆军将领们，都是狂热的“扩大派”，他们相信武力能够实现大日本帝国所期望的一切。陆军将领们反驳“不扩大派”说，目前占领的“地域、人口、资源，难以实现就地自给自足，结果将逐步消耗减少日本的战力。必须将蒋介石政权驱除出中原，将其压迫至边陲地区，并在战略、政略、谋略上占据有利态势”。目前，日军北面停止在济南，南面停此在南京，这样不但不能解决战争，反而会使战争无限地延长。所以，必须“断然实施徐州及武汉、广东作战”。“扩充对苏战备固然重要”，可现在一切的重点是“中国大陆”。尽管台儿庄战事令日本陆军蒙羞，但陆军部认为，从战争全局看这只是一次出击失利，不应影响早已设定的侵华战略，即歼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主力，攻取国民政府目前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课致电东京参谋本部作战课。华北方面军的电报使东京大本营意识到：“在台儿庄方面有大量的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军的主力一大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好机会，因此决定进行徐州作战。”“扩大”与“不扩大”战局的争论就此搁置，既然发动徐州会战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特别是对日后的武汉作战有利，大本营批准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四月三日，大本营和陆军部联合下达了“大陆指第一o六号”令。

    日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联络后，共同制订了徐州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是把会战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北方面军与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保持接触，将其滞留在韩庄、台儿庄、峄县和临沂地区；华中派遣军由江苏淮阴向西北方向的徐州推进，将中国军队主力牵制在徐州东南地区，以争取并掩护攻击主力第二军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第二阶段，“以急袭战术开始攻势运动”，对徐州实施南北包围作战并最终攻占；同时从微山湖西侧进攻，切断“徐州以西及西南面”中国军队的退路。第三阶段，华北方面军“占领兰封以东附近陇海线一带”，华中派遣军“确保徐州（包括在内）以南津浦沿线”。同时，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兰封至范县附近南渡黄河，攻占开封和郑州，切断兰封以东的[陇海线和郑州以南的平汉线。为了增强担负进攻任务的第二军的兵力，日军华北方面军把直属的第一一四师团，战车第二大队，野战重炮第三、第六联队以及工兵联队都配属给了第二军。之前调往淞沪战场的第十六师团也奉命归建。由此，日军第二军的总兵力达到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以及诸多的工兵和炮兵部队。

    从日军作战计划上看，徐州会战规模虽大却仍属追击性作战。东京大本营的指令，只要求包围并击溃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津浦线以及陇海线上的要地，并没有再提以期“解决事变”的战略目标，也没再指望，由此“迫使蒋政权屈服”。但是，即将开始的徐州会战，却是中日开战以来日军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作战。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为十八个师团，约四十余万人，而被投入徐州战场的兵力就达八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达二十余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一半。由此可见，经历了台儿庄战役的日军终于意识到，中国的任何一处要地已不再可以轻取。

    此时，在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孙连仲的集团军还是汤恩伯的军团，由于缺乏旺盛的持续攻击意图，未能趁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以致在台儿庄以北的峄县一带与日军濑谷、坂本两支队形成对峙。这种对峙使战场态势变得微妙起来：日军主力并未受到严重损伤，如要打破僵局，势必进行反击作战，且这一反击很可能会越过台儿庄直指徐州；中国军队随着主力的逐步靠拢，在这一地区已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似乎也没有停止扩大战果的理由。同时，在中国军队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扩大战果表示认同。

    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认为：应结束这种危险的阵地战，迅速转为机动防御，尽量缩小战场的正面，除以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外，主力应部署在有利于机动的位置，相机打击日军。同时，必须布防运河一线，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在徐州以西，一方面以备日军从鲁西南或皖北迂回徐州；另一方面纵使日军打通了津浦路，我军也可以发起侧击使其“不能安全利用津浦路”。刘斐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作战时机，中国军队都不能与日军展开决战，如果贸然集中主力实施“固定一地”的决战，不但很难在正面强攻的阵地战中取胜，还容易落入日军多路包抄分割的圈套。这时候，刘斐已从台儿庄回到汉口军令部，他频繁地与李宗仁保持联系，阐释调整部署以确保机动的必要。但李宗仁认为可以“从既有的阵地线上取胜”，以致增援徐州战场的部队都被投入了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