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日军没有后方 （1）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著述，重要前提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深刻的历史针对性。中国的对日作战已历时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速胜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这种观点在战争爆发之日就已出现。国内许多人曾经表示，日本不具备吞并中国的能力，如果日军向华北进攻的话，其军队前锋不可能越过长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沪会战初期，当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登陆并坚守上海外围阵地时，日军一度举步维艰，于是又有国人宣称，只要中国坚持三个月，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国际会干预苏联会出兵，中国军队很快就能把日军赶下海去，甚至预言中国军队将乘胜追击夺回失去的东北。“速胜论”在台儿庄战役后达到高潮，不但认为中国军队的胜利是日军崩溃的标志，而且认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将是一个“准决战”，日军将在这样的决战中面临“最后挣扎”。——如果“速胜论”为一般民众和社会舆论所持，或许在某种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为中国决策层中的人所持，就会导致不顾一切乃至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将是一种危险。

    首先，无论从国力和军力上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中国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有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的。战争除了精神质量的比拼之外，还是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与已进入工业强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可比性。承认劣势需要勇气，也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是鲁莽和愚蠢，由此产生的乐观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承担后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举国抗战，军队拼死作战，但是却没能抵抗住日军从北向南的节节进攻，在这种情形下何以谋求中国之速胜？

    其次，“速胜论”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没有人不希望对手越鲁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国继续并固执地盲目乐观下去，日本便可以获得他们“速胜”的结果。因为在“速胜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不计后果地投入所有国力和军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规模的决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将会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歼灭，使得中国彻底地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沦为日本的战利品。对于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技能均占据优势的日军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寻找不到决战契机，消耗不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得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称“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俱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一九二四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给他们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成员的立场相当一致：鼓吹抗战失败和民族投降论，千方百计地阻止举国抗战，肆意攻击共产党，竭力破坏国共合作，积极充当对日妥协的穿线人。一在国家政府决策高层中，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毫无顾忌”的“不是东西”的人，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丑恶，还令苦难中的抗战中国雪上加霜。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忧患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论持久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史观，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总结。

    《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又一历史贡献，它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的问世，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规模巨大且将耗时甚长的战争中的砥柱作用，那就是无论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军力有多么强大，无论中国的抵抗作战现时如何失利，也无论哪个党派或哪些国人有怎样的悲观论调，甚至哪怕是国民政府的高层中出现了妥协乃至投降，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屈服。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保证着中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同时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

    《论持久战》单行本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毛泽东的论述，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以极大触动和启发。蒋介石高度认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他的许可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白崇禧也对《论持久战》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