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日凌晨两点，张治中刚躺下，副官就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地方起火了，然后各处电话都断了---四点酆悌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的。张治中的紧急处置是：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对伤兵难民加以救济；维持秩序，恢复交通；设法恢复电讯交通；电呈委员长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
既然不是偶然失火，那么，长沙大火是谁放的？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目击者说：“确有佩戴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证实，放火的是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当夜该团分为二十四个队，散布于长沙市各区，带着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点燃，然后各处同时动作。---这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纵火。
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长沙大火调查说明，从官方认定起火原因是“出于民族义愤”。对于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事件，这一结论显得简陋不堪。十六日，蒋介石从南岳来到大火刚刚熄灭的长沙城，一个星期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均被判处死刑，于二十二日上午执行枪决。不久，张治中被革职留任。
一九三八年底，一个比长沙大火更令国人惊悚的大难真的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了，毫无疑问，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部“失败论”的首领，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南京陷落后，亲日的“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曾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提出，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用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建议得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接受。 当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至重庆后，“低调俱乐部”发展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只从事谋求与日本秘密交涉的活动，并最终形成以汪精卫为核心的投降集团。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人便开始从国民政府高层中寻找拉拢对象，以达成迅速令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成为联络中间人。毫无疑问，高宗武频繁地来往于上海与香港之间，日方的秘密信件应该是直接交给蒋介石审阅的。只是，尽管内心存有与日本媾和的愿望，但蒋介石绝不会同意诸如“承认满洲国”之类的屈服条件，这就使得中日高层之间的隐秘接触一波三折，最终导致曰本方面对蒋介石失去耐心，并明确宣布拒绝承认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方加强了对中国的暗中外交攻势，高宗武等人借机向日本人表示，汪精卫愿意促成陷入僵局的谈判，以“调处”两国间的战事。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日军对武汉的攻势作战已经开始，周佛海指派高宗武背着蒋介石秘密潜往东京，先后会晤了日本首相近卫 等人。会晤的结果是，日本人终于探明，在中国的抗战阵营中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并由此确信应由汪精卫出马实现“议和”。
当获悉日本方面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后，受宠若惊的他当即召集汪派集团的主要人物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连日密议。---此时，他们已完全把蒋介石隔离在外了。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子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反对抗战、反共、反蒋等基本要素。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倒蒋立汪‘的方针。”
十一月七日，汪精卫派高宗武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开始密谈，地址在上海的重光堂。重光堂为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原是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密谈的核心内容是：日汪“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关于后者，日本人的计划是：汪精卫接受日本政府确定的“和平”条件后，先寻找借口设法去昆明；在他到达昆明之际，日本政府公布“和平”条件；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然后乘飞机飞往越南河内再转香港，在香港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
关于前者，双方于十九日晚正式开始密谈，二十日晚七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其中《日华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五、“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卖国文件，被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秘密汇报。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他只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精卫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精卫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没有史料证明，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时，蒋介石有所察觉。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时，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并无政治实权。于是，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倒蒋立汪”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