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于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以去昆明讲演为名，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之所以选择八日，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可是，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汪精卫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其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力的出逃时机。十八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十九日下午，汪精卫、陈壁君、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等十余人飞抵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抵达河内，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意在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长篇讲演，言日本人的“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然而，二十九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艳电”），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及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权，“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汪精卫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统局在河内成立了工作组，军统局局长戴笠亲临河内指挥布置。很快，河内工作组侦察到了汪精卫的住所：高朗街二十七号。军统特务们决定对这里实施突然性强袭。这次于深夜开始的行刺行动，由于弄错了房间致汪精卫的心腹成员曾仲鸣夫妇当场丧命，而汪精卫本人躲过一劫。---军统的行刺也使汪精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与所有谴责他声讨他乃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已经不共戴天，今后他只有依靠同样令他惴惴不安的日本人了。
就在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同在这片国土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奔波在路上---他们不是背离国土而去，而是走向国土的更深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沦陷区的百姓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后方开始长途迁徙。难民潮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中。日军占领北平后，大批平民为躲避战乱举家出城，由于天津距离北平最近，导致天津租界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数十万难民。及至天津沦陷，逃离天津的难民沿平津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洪流。
火车不通难民就徒步向南，有钱人则从天津乘船到山东烟台或青岛。日军占领德州和济南后，有钱人又拥挤到青岛港购买昂贵的船票向上海流动，而更多的难民则徒步沿着津浦路南下。松沪会战后，战火不但把华东地区的难民裹挟在内，从东北、华北流动来的难民也开始再次迁徙。难民纷纷逃入南京，期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南京很快陷落，难民又追随政府迁徙到武汉。
华南地区的难民潮随着广州的陷落而出现。中国的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居民不是逃进山区，便是向香港、澳门方向移动，有的更直接下了南洋。国民政府宣布放弃武汉后，西迁的难民潮大约分成三股：一股经湖北西北部进入四川和陕西，一股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股从湖南南部和广东进入广西西部。其中最大的一股难民，追随着国民政府，涌入四川盆地。---四川盆地，一个四周被险峻山峰包围着的巨大平原，成为中国百姓最后的避难所。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统辖区内，共有专科以上高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北平十四所，上海二十五所，河北和天津八所，广东七所，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先后有选择地重点轰炸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二十三所著名院校。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始，除个别的教会学校之外，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
最先迁徙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这三所著名高校决定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新校，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京沦陷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徙，目的地是云南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没有直达的铁路，也没有条件完好的公路，只能乘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再从海路到越南的海防，改乘滇越铁路线上的火车。参加迁移的八百多师生分成两路：身体弱的和女师生乘火车，由教务长樊际昌率领；另一路由男师生组成，从湖南进贵州，从贵州入云南，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艰难行走六十八天后，终于抵达昆明。抵达昆明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一所代表着中国教育文化最高水准的大学在西南开学了，文、理、工、法商、师范共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时间，全中国的知名学者和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此，教师有吴大猷、周培源、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赵九章……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郭永怀、汪曾祺、殷海光……
至今为中国人深情记忆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同时西迁的中国著名学府还有：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不死，民族永存。这片国土生存欲望之顽强、承受磨难意志之坚韧，世所罕见！ 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一九三九年到来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