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自一九三九年起，国共的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还是不断显现。而此时的中国，不仅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形势，还要面对外部凶险四伏的混乱世界。日军进攻武汉期间，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召开国际会议，签订了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慕尼黑协定》。这个背着捷克斯洛伐克出卖其领土主权的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将被确保“不受侵犯”。只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四个月后，德军便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归属德国。
接着，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作战计划；然后，意大利军队冲入了阿尔巴尼亚。德国的凶猛扩张把英法逼入了死胡同，英法这才匆忙宣布与波兰、罗马尼亚、希腊、荷兰、土耳其等国形成军事联盟。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等，并与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至此，在欧洲，形成了政治和军事截然对立的两大集团，欧战一触即发。
《慕尼黑协定》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危险，并成为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得以膨胀的催化剂。《慕尼黑协定》出笼后，日本立即发表了确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与希特勒的行动一样令列强惶惶不安：过去亚洲历史上所有已经形成的、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包括对殖民地的占领、势力范围的划分、贸易市场的占有和军事影响力的存在等等，统统作废。历史上其他各国无论用何种手段得到的权益也统统到此为止，亚洲的一切都要重新纳入日本制定的以日本为轴心的“新秩序”中。
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挑战，西方列强终于尝到了自食其果的滋味。美国人一向崇尚自利主义。日本侵华之初，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美国口头上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动上执行的却是美式“绥靖主义”。 尽管中国方面屡次向英、美、法等国提出对日实行禁运，以削弱日本的国力和军力，减轻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并对中国的抗战提供援助。但是，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美国仍对日出口了价值七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各类物资，是同期对华出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人对日本的汽油、钢铁、机械等军需物资的输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与美国相比，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更为恶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英国始终与日本暗中勾结，置中国正在承受的战争苦难于不顾，只竭尽全力地维护其自身的在华利益。英国人的策略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说白了，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打得越惨烈，越可以满足英国人消减日本实力的期待；而中国遭受的战争损失越惨重，英国人越能在战后的重建中捞取最多利益。
可是，日本人的“东亚新秩序”公开了，英、美等国这才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还要把西方势力赶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此时的英、美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对日战争，以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谁都不愿与日本全面交恶，尤其是在欧洲已现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由此会促使日本加速投靠德国。二是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换取远东局面的暂时稳定，以便集中力量于岌岌可危的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将全面丧失，还会导致整个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与战略利益的失衡，很可能最终得不偿失。三是折中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伤日本的扩张，然后寻找合适的时机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哪怕是重大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的让步，实现双方的妥协，以保全列强的在华利益以及在亚洲的基本地位。英、美等国决定选择第三项。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美、英两国政府相继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这时候，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广泛认同：“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他们才没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英、美等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抵抗意志和抗击能力，他们发现中国的战争潜力远比之前预料的要大得多，其可靠证据便是：日本人几乎穷尽全力，尽管占领了武汉，但中国依然没有屈服，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垮台。
因此，避免中国被战争挫败便是避免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的认知，逐渐占据了上风。英、美等国终于承认，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目前对抗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有效办法。而援助中国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供政府贷款。 美国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提供给中国两干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四天后，英国宣布提供给中国五十万英镑的贷款用于购置卡车、五百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货币。---仅就贷款的数量而言，对于中国可谓杯水车薪，只能说是精神意义大于物质意义，即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公开表达了基本立场。
可是，即便如此，列强依旧幻想着劝说国民政府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的代价谋求与日本平分中国利益的目的。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时，英国人就提出愿意就中日和解进行斡旋。武汉沦陷后，法国人也表示“公正解决”中日冲突的时机已经出现。 列强向日本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日本愿意和解，他们可以为此召开一次“远东国际会议”，或者称为“太平洋会议”---说穿了，就是“东方慕尼黑会议”，只是会议不是向德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向日本出卖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
此时，中国的主要外援是苏联。据统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三次易货贷款，总金额达两亿五千万美元。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损耗的重武器，包括飞机、火炮、汽车和轻重机枪，基本上都是苏联援助的。苏联先后派出两千多名航空志愿者直接参战，武汉会战前后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苏联飞行员有二百余人。 更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中，苏联远东军的强大存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关内战场。如果没有苏联远东军与近七十万乃至日后增至一百二十万的关东军的对峙，日本就可以在中国关内战场投入更多的精锐师团，那么一九三九年的中国对日战局又将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