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的位置和部署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以及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在江西西北部，负责防守赣江以西，沿锦江的高安一线；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在江西北部，作为机动部队置于锦江以南的上高、万载、分宜一带；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在江西西北部，负责防守修水北面的武宁一线；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湖北南部，负责防守渣津、咸宁、崇阳和蒲圻一带；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在湖南北部，负责防守新墙河、营田、浏阳等地；欧震的第四军和李觉的第七十军控制在长沙和衡阳；薛岳兼任军长的新编第六军、高荫槐兼任军长的新编第三军控制在株洲、醴陵和湘潭；彭善的第十一师作为战区预备队控制在湖南岳麓山。
中国第九战区制订的作战原则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保持外线，后退决战。即利用现有的数道阵地，特别是自北向南横亘在日军攻击路线上的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三条河流，逐步抵抗，消耗敌军，保持主力部队于外线，等日军推进到我军控制区域后，全力总攻，左右夹击，包围日军并歼灭之。而最后决战地点，将根据日军的主攻方向而定：如果日军主攻湘北，决战地域预定在长沙以北的捞刀河下游地区；如果日军主攻湘北并在赣北同时进攻，决战地域则预定在湘赣交界处的上高、铜鼓以及湖南长沙附近；如果日军由湖北南部进攻洞庭湖以西的常德方向，就在常德与日军决战。
冈村宁次期待其攻势能够“摧毁中国军队主力”，而薛岳期望“开一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双方的司令部在同一天下达了作战指令。中国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下达的，是为应对日军可能首先从赣北发动攻势的指令，指令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后退决战”的作战思路。中日双方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将影响中国和日本的重大事件。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德军采用了著名的“闪电战”战术，即将绝对优势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放置在突击第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压倒一切当面阻碍的强度向纵深突击---在广阔的波兰平原上，波兰骑兵向德军的坦克群发起冲锋，但战事很快就演变成德军对波兰骑兵的疯狂杀戮。
天亮了。十一时，英国向德国宣战。十七时，法国向德国宣战。接着，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波兰岌岌可危，这令与波兰接壤的苏联人心急如焚。斯大林主张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建立起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遏制德国骇人的军事扩张。苏联与英、法等国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苏联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单独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的考虑是：必须换取时间为应对希特勒可能发动的军事攻击进行准备。而希特勒的考虑是：要避免过早地与苏联发生冲突使德军陷于两线作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军毫无顾忌地开进波兰，其装甲部队直抵华沙城下。这时候，苏联又作出了一个令整个世界瞠目结舌的举动：既然德国占领了波兰，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已不存在，那么苏联与波兰签订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也就失去了意义。九月十七日，由科瓦廖夫率领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由铁木辛哥率领的乌克兰方面军，共七个集团军四十个师，在八个航空兵群的支援下冲进波兰国土。---德军与苏军在波兰国土上碰头了。两军商定，为防止冲突，双方相隔二十五公里同时停止军事行动。然后，德国和苏联如同强盗分赃一样瓜分了波兰 。
作为德国的盟友，日本人对德国的突然之举十分吃惊。日军大本营预计世界性战争爆发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但是，德国的行动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日本方面对国际形势的转变，特别是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理对中国的战争，尚没有准备，这令日本方面颇感被动，甚至有些惶惑不安。
更令日本惶惑不安的是，苏联在西线缓解了与德国的危机后，转身在东线开始收拾日本关东军了。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边界一个名叫诺门坎的地方，日军与苏军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史称“诺门坎战役”。一九三一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在日本人看来，实力雄厚的苏联远东军始终是其头号假想敌。随着关东军部队兵力逐渐充实到近百万，日本人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驻扎海拉尔的关东军不断在中蒙边界上向苏军挑衅，借以试探苏军和外蒙古的军事实力，双方的摩擦最终演变成“诺门坎事件”。
六月二十二日，日苏开战。连续几天的空战后，苏军的战机越打越多，日军逐渐丧失制空权。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的坦克群冲向日军的坦克师阵地，大规模的坦克战在平坦的草原上上演，在苏军一百多架轰炸机、几百门重炮和庞大的坦克集群的猛烈打击下，装甲单薄的日军坦克无力招架，宝贵的坦克第一师团很快就瘫痪了。
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也调来了大口径重炮，但因步炮协同出现问题，步兵冲锋时被自己的炮火杀伤不少，而苏军的装甲集群火力猛烈异常，使日军的冲锋如同迎着火力在自杀。八月二十日，朱可夫发动总攻，日军在苏军诸兵种的联合作战中被包围，关东军的失败已成定局。三十日，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东京大本营“停止攻势”的命令。